烈焰私服：成为公正的审判者，终结邪恶的存在！

婚育期离职还是继续上班；孩子独立之后，母亲是重新回到工作单位还是留在家里，女性面临这两次抉择时，起作用的变量中有本人的学历、自立意识、家庭结构等各种各样的因素，最终起决定作用的是“丈夫的经济收入”这一经济因素。

我们已经来到了“何谓夫妻”和“何谓家庭”这种问题的一般化已不再成立的历史阶段。

——上野千鹤子

女性的变化及家庭

“近代家庭”是以专门从事家务劳动的主妇和专门工作挣钱的丈夫的组合而形成的一种性别角色分担型家庭。随着产业结构转换，女性进入职场，女性的选择增加，这样的家庭也随之出现变化。但双职工家庭也并没有达到使夫妻之间的性别角色分担弱化并改变丈夫在家庭内行为的程度，因此夫妻之间的权势关系仍属于传统型。

“女性进入职场”的实际情况

概括经济高度成长期以后女性的变化，可以用“女性进入职场”这句话来表达。

据 1983 年发表的“昭和五十七年（1982年）就业结构基本调查”，有配偶女子的就业比率为50.8%，终于超过了半数。 在已婚妇女当中，“工作的主妇”超过“专业主妇”，“结婚以后就是家庭主妇”这种女性的人生历程，已转入少数派。

“女性进入职场”的实际情况并非一时曾非常流行的“走在潮流前面的、追求自由的女性”“职业女性”的增加，而是经过婚育之后的女性劳动者的不稳定雇佣形态的增加，也就是 出现了“女性劳动的周边化”（Marginalization of women’s labor）现象。

“女性劳动的雇用形态变得多样化了”，同时也是“不稳定化”，比如非熟练部门的低工资、不稳定聘用等。由此我们可以指出，“女性进入职场”的重要内容是：（1）主要是婚育后女性的变化，（2）其实际情况是“女性劳动的周边化”。

1973年的石油危机以后，像日本和欧洲这样的资源小国兼先进工业国创造了数量庞大的女性就业机会，甚至成就了产业结构不景气时期的“高失业率下女性的雇佣机会增大”这一逆反命题。 “高失业率”指的是全日制男性成年劳动者的失业率，而“女性雇佣机会的增大”是指对婚育后妇女的不稳定雇佣机会的增多。这并不构成巷谈街议所说的“女性占了男人的工作位置”。因为首先，女性从事的职业是以前所没有的成长产业的新职种；第二，女性从事的职种，条件极其恶劣，成年男子一般不会从事这样的工种。

产业结构的转换直接冲击了熟练部门的中老年男性劳动者。 产业结构转换期间女性雇佣机会的增多，是基于以下几个原因：（1）由于经济的软化，劳动的性别差异问题相对来说已不成为问题；（2）在服务部门，季节性和时间性变化大的非正规倒班的工作增多了；（3）那种“专属女性的工作”以“兼职劳动”的形式产生了。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那是女人的工作”。因此，针对女性而新开辟出来的就业机会是成年男性不可能从事的、工资低且工作不太稳定的“挣零花钱的工作”（job for pin money）。

这种“女性劳动的周边化”也被逆命题地称为“劳动的主妇化”（housewifezation of labor）。

女性生命历程类型的多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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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女性进入职场”的实际情况，对女性来说并不一定就是一种受欢迎的变化。

仅局限于那些有雇佣经验的、已婚并有孩子的女性来看，可以把她们围绕事业和家庭的生活历程的选择归纳为以下三种类型：一直持续工作型 、中断—再就业型 、专业主妇型 。

一直持续工作型，在30多岁的同时期出生的群体中所占比例大约为14%，并没有上升多少。与此相对， 专业主妇型呈减少趋势。在80年代中期，日本劳动者家庭中的夫妻双收入的比率突破了60%。在这20年当中， 从几乎为零的存在飞跃到最大的多数派的，是中断—再就业型。现在四五十岁的女性，在经济高度成长期长大成人，当她们到婚育年龄而离开工作单位的时候，并没有预想到将来会重新回到工作单位。经济的重组使女性的雇佣机会剧增是之后20年的事情。

婚育期离职还是继续上班；孩子独立之后，母亲是重新回到工作单位还是留在家里，女性面临这两次抉择时，起作用的变量中有本人的学历、自立意识、家庭结构等各种各样的因素，最终起决定作用的是“丈夫的经济收入”这一经济因素。女性出去做兼职的最大动机是“贴补家用”也说明了这一点。但是另一方面，由于使妻子维持被抚养家庭成员地位的收入上限是“90 万日元这一壁垒”（从1989 年起上升到 100 万日元），这种“补贴家用”的收入还不到家庭年收入的25%。

同时，女性的高学历并不一定与有职业率成正比。在有高攀择偶（hypergamy）倾向的日本，大学学历的女性大都与有大学学历的男性结婚。由于高学历男性多数属于经济富裕的阶层，结果就出现了高学历女性中“无业妻子”增多的趋势。

继续工作型女性当中从事专业职种的女性居多。日本女性的三大专职是保育员、教师和护士这样的半专业职种，公务员也是一种。从事专业职种的条件是高学历，然而，基本趋势是这些女性大都与从事相同职业的男性或同行结婚，也就是奉行同行结婚。但是女性容易继续工作的职场以及“男女同工同酬”的职种，反过来从男性的角度来看，是那些男性的工资控制在与女性相同水平的职场。在公务员和教师当中，因结婚或生孩子而离职的人很少，这不仅仅是因为她们具备诸如育儿休假制度这样的容易继续工作的条件，还有因为她们不能缩小靠两人全职工作所得的双份工资才得以维持家庭生计之规模这样的实情。

不仅“丈夫的收入”这一流量因素，而且“父母的资产”这一存量因素也非常相关的。据这个调查，要成为专业主妇型的条件还列有“夫家的资产”。如果夫家父母的家底很厚，那么家庭的可支配所得就增加。另一方面，支持就业继续型的，是“妻子娘家的资产”这一条件。首先，为了使女儿拥有能够从事专业职种之学历，其生育家庭若非已经属于学历非常高的家庭，就是经济条件非常优裕的家庭。第二，妻子娘家富裕的家境可以为女儿结婚以后的家庭，提供看得到或看不到的援助。包括接受妻子娘家的实物或者现金的援助在内，甚至出现了把这样的家庭称为“三种收入”的词汇用法。

因此，专业主妇型，是丈夫的流量和存量条件均很优沃的经济阶层的女性，就业继续型为妻子出身资产存量方面很富裕的家庭，通过与丈夫的双份收入而获得流量的阶层。中断—再就业型属于在存量和流量方面都不富裕的阶层。

如果仅从经济因素来谈论女性就业，我们就面对以下煞风景的现实： 不得不工作的人都很认真地工作着，不工作就可以度日的人则不工作。

女性阶层的分化和家庭及生活文化的多样化

“复归职场的女性”和“停留在家庭的女性”的划分，实际上是经济阶层的划分这一点已经很明显。停留在家庭的“专业主妇”常常为“专业交际主妇”，属于高过平均值的高学历、高经济阶层，保障主妇外出走动的条件是 时间资源和金钱资源。

女性的这种变化必然会带来家庭次文化的分化。在“结婚以后就成为家庭主妇”这种生命历程已不再是唯一选择的今天，现实生活因女性的选择而大大地发生了改变。

女性的生命历程已经多样化，在就业继续型、中断—再就业型、专业主妇型这三种基本类型及其变化类型的范围内进展。这种分化的决定因素主要是经济因素——即女性的阶层归属。而决定女性的阶层归属的因素，除了上面提到的“丈夫的收入”，再加上“妻子的收入”之外，“丈夫或者妻子，或者双方父母家的资产”也是影响因素。 虽然这种说法免不了会被批判为经济还原主义，但是很遗憾，夫妻双方的经济实力是影响夫妻之间的力量关系和相互依存关系的最强因素，这一点确为事实。

如果妻子一方的流出和储存变大，那么，原本就属于双系的日本家庭结构，或许其母系志向会更强。和女儿同住愿望的强化、城市型母系同居的增加等等都显示了这种倾向。 而且，妻子有独立收入这件事情并不一定会弱化夫妻间的相互依存关系。为了维系以妻子的收入为前提才得以形成的家计规模，家庭的凝聚力会增强的事实也在情理之中。此外，随着夫家或妻子娘家资产价值的上升，作为为保全资产的共同体的家庭凝聚力非但没有减弱，反而强化了。 这种凝聚力很强的家庭被看作不以血缘连接的直系家庭而是以利益连接的家庭，被称为“利系家庭”。

具体来说，夫妻和家庭的生活文化因妻子属于前述三种不同类型而相当不同。可以说现在的有职业主妇和无职业主妇各自的生活结构和生活时间，因它们属于不同的生态系统而很不相同。不仅她们出入的时间段和空间有偏离，甚至在围绕家长会和垃圾处理的需求和利害上她们之间还会出现对立。在家计支出方面，有职业女性的交际费和通信交通费的比例会大一点，而且在消费行为上也会有所不同。另外对家务劳动合理化的意识以及优先顺序的确定方法也不尽相同。

首先，不同类别的女性对配偶的期待和选择条件有很大的不同。专业主妇型的女性期望丈夫的经济实力，而继续就业型的女性则期待丈夫参与家务劳动。根据今村安的“日本主妇”的调查，主妇在期待和角色一致时感到一种“幸福感”（国际女性学会编，1978）。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期待就业志向很高的妻子成为家庭主妇的丈夫，以及反过来妻子非常想成为全职主妇而丈夫却没有相应经济实力的这两种不相配的婚姻，就成为“不幸感”的源泉。 问题在于与女性的多样化相适应的男性多样化有没有发生这一点上。

因此，一个家庭的生活文化——兴趣、业余时间的利用、有没有主要以夫妻为单位的行动模式、是否以孩子为中心、消费行为等等——都会随着妻子属于前述不同类型而大有不同。

“近代家庭”是以专门从事家务劳动的主妇和专门工作挣钱的丈夫的组合而形成的一种性别角色分担型家庭，其生活文化应该成为多样化家庭文化中的次类型的一种。

我们已经来到了“何谓夫妻”和“何谓家庭”这种问题的一般化已不再成立的历史阶段。

摘编自《近代家庭的形成和终结（增订版）》

《近代家庭的形成和终结（增订版）》

[日]上野千鹤子 著 / 吴咏梅 译

何以为家？

硬核教授上野千鹤子解读“家庭”

《近代家庭的形成和终结》是东京大学教授上野千鹤子的成名作和代表作，首版于1994年，当年即获得“三得利学艺奖”（相当于日本的“年度最佳图书奖”），其首文“家庭自我认同意识”是其获奖的主要原因，也是这本书的核心和重点。增订版2022年出版。与首版相比，增订版在第一章增加了两节，分别为“家庭的临界点：以看护力量的分配公正为核心”“家庭：过载的方舟”；第四章增加了一篇附论：“战后批评的嫡子”；书后增加的一篇“自著解题”（即作者说明），从当下回看当年的文章和观点，更看出当年文章的前瞻性。

——编辑推荐

近代家庭的形成和终结

（增订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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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上野千鹤子 著

吴咏梅 译

ISBN：978-7-100-21499-5

2022年10月出版

【作者简介】

上野千鹤子（1948— ），日本著名社会学家，日本女性学/性别研究的代表人物，东京大学名誉教授。《近代家庭的形成和终结》是她的代表作品，知名作品 还有《 父权制与资本主义》《厌女》《一个人最后的旅程》等。

【译者简介】

吴咏梅，香港大学文学院哲学博士，香港大学现代语言文化学院博士后。现为美国麻省桥水州立大学（Bridgewater State University）亚洲研究项目、人类学系和全球语言文学系访问学者和兼职教授。主要研究范围包括大中华地区的日本流行文化、日本广告与消费文化、中国和日本的老龄化问题、性別研究和家庭婚姻问题等。

目录

I 近代家庭的动摇

一 家庭自我认同意识的走向

二 家庭的临界点：以看护力量的公正分配为核心

三 家庭：过载的方舟

四 女性的变化及家庭

II 近代与女性

一 日本式近代家庭的形成

附论 关于“父权制”的概念

二 家庭的近代

三 女性史和近代

III 家庭学的展开

一 “梅棹家庭学”的展开

二 技术革新与家务劳动

IV 经济高度成长与家庭

一 “母亲”的战后史

附论 战后批评的嫡子 江藤淳

二 “后思秋期”的妻子们

V 性别歧视的反论

一 夫妻不同姓的陷阱

二 作为生存经验的老后生活

三 “女缘”的可能性

四 性别歧视的反论——异文化适应和性别差异

参考文献

初版后记

自著解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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