烈焰之痕：火焰留下的痕迹与记忆

施一公，相信很多人有所耳闻。近年来，施先生中科院院士身份，尤其是西湖大学校长的身份，频繁出现在媒体上。

最近偶然读到他的自传，我才发现，原来施家祖孙三代的百年历程，与中国百年来的历程紧密相关。

这本自传名为《向理想前行》，出版于2023年4月。从书中可以看出，到这本书出版时，施一公的爷爷施平依然健在，已经112岁。施平的人生道路，紧随时代的洪流，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其后辈的人生方向。

施平1911年出生于云南大姚县；施怀琳1935年出生于浙江杭州；施一公1967年出生于河南郑州。这祖孙三代的命运，犹如百年来时代浪潮上的水珠，随浪激荡。

先说施平老先生，一位老革命。

他15岁也就是1926年到昆明求学，受到革命思想启蒙；20岁也就是1931年考上浙江大学农学院。大学期间，施平追求进步，参加抗日救亡运动，1936年初曾以学生会主席身份两次面见蒋介石，要求国民政府对日宣战。

网上能查到施平与蒋介石两次见面的细节，是否准确我不能确认——老蒋很生气，也威胁过施平，但最终也没有奈何他。

1938年后，施平先后担任浙江两个县的中共县委书记，30岁也就是1941年加入新四军。

在大学期间，他认识了进步女青年杨琳，后结为夫妻。1935年1月，杨琳生下一子，18天后被捕入狱，不幸牺牲。

施平给儿子取名施怀琳，寓意怀念杨琳。由于忙于革命，孩子被送到云南老家寄养。

新中国成立后，施平担任华东局青年团工委副书记，后调任北京农大。1960年，他戴上右倾的帽子，两年后平反，1967年再被打倒入狱，1973年出狱劳动改造，1978年平反，出任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后任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这位老干部于1985年离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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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一生经历战争、建设、文革、平反、改革开放，虽不乏磨难，但与无数同龄人相比实属幸运。战火与风浪都挺过来了，以111岁的高龄在华东医院挺过了疫情，且儿孙满堂。与他同一年出生的人，如今依然在世的恐怕已屈指可数了。

他是革命者，也是革命胜利的“受益者”。

所谓的受益也体现在后代身上。如果没有胜利走出战争年代，那么施平寄养在云南的儿子施怀琳，恐怕很难走出云南，也就不大可能有后来施一公的精彩人生了。

革命胜利后，施平四处打听费尽周折从云南找到了失联多年的儿子，把他接到了北京。1962年施怀琳从哈尔滨工业大学毕业。这所大学的分量，很多人是知道的。

从施一公的自传可以猜测，施平后来又有了夫人，并生有儿女，主要在上海生活；施怀琳与父亲似乎很少有交集。直到施一公上了初中，才在姐姐的带领下，乘火车到上海第一次见到传说中的爷爷。

施怀琳大学毕业后到河南工作，定居郑州。他的夫人也是大学生，都在河南省电力工业局工作。他们共有两女两儿共4个孩子，施一公出生于1967年，是老幺，这在当时是一个幸福的干部家庭。

然而这幸福很快中断了。

1969年10月，施一公一家被从郑州下放到农村，原因是远在上海的施平被打成“走资派”。

不满3岁的施一公开始了农村生活。那个村庄在河南驻马店，叫小郭庄，他们安家在村头的牛棚里。

施怀琳多才多艺。他就地取材将牛棚改造成多个房间，他迅速学会了各种农活儿，他会理发给全村人理发，他会裁缝帮全村人做衣服，他木工、厨艺、唱歌无所不行，他乐观幽默……1977年恢复高考，他先后辅导施一公的表姐、哥哥、姐姐考上大学，后来又把施一公培养到清华。这在那个年代堪称奇迹。

这样多才多艺的一个宝贝奇男子，不幸在1987年因车祸去世，年仅52岁。他的一生就这么结束了。翻书至此，不由垂泪。

接下来是施一公的故事。

施一公在小郭庄生活3年后，随被“重用”的父亲搬到镇上，8年之后，随父母调回郑州。1984年施一公参加全国数学竞赛考试，河南第一名，次年被保送清华，后来出国留学，留美任教，感受到亚裔在美国发展的天花板，重回清华，成为院士，创办西湖大学……

时代如一条曲折奔腾的河流。个人命运遇到河流的哪一段，是上天安排的。但是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难题。

施平当年的最大难题应该是能否幸存于战火以及革命能否成功，施怀琳当年的难题应该是一家6口能否避免终老在驻马店的村庄与小镇，施一公的难题很可能是西湖大学能否按照自己的理想办成。

这祖孙三代，在同一条河流之上，百年激荡的风浪在不同的节点打在他们身上，他们遇到的风景与困难大相径庭。总体而言，他们与同时代的人相比，实属幸运。

课本上的历史都是粗线条的，里面只有成王败寇的大人物，只有轰轰烈烈的战争和运动。相比而言，个体的记忆，家族的沉浮，更加鲜活地呈现了历史的真相。然而，这真相又因个体的遭际差别而显得差别巨大甚至有天壤之别。

比如关于1950年代末，中国的“困难时期”，个体的记忆差别巨大。

最近翻阅英若诚先生的自传《水流云在》——他写到“三年困难时期”时一笔带过，那时候他是北京人艺的话剧演员。他说，“大跃进”后，“困难时期”到了，他的第二个孩子英达出生了，生下来有9斤，是个健壮的孩子。显然，北京城里的人虽然也“困难”但避免了饥饿。

我之前读过在贵州做了一辈子基层教师的任吉富老先生的回忆录——他是农村孩子，“困难时期”他正读初中。他在回忆录里纪录了村子里饿死人的惨状，全村饥荒前有六七百人，饥荒后少了200多人。任先生的回忆没有公开出版，但在我看来，他对于“困难时期”的记录，可能比施一公和英若诚的记录更加珍贵。

施平老先生出生的1911年，满清王朝消亡。他丰富多彩的一生，紧贴时代的车轮经历、见证了家国百年的变迁。这样一个活标本可谓“珍贵”。

由于时代的车轮过于沉重，会在几乎每一个人身上留下痕迹。但是不同的阶层，不同的群体，痕迹的深浅还是有巨大差别的。最为遗憾的是，那些被碾压最重的人，比如那些死于饥荒的人，难以留下一丝记忆，如同不曾活过，亦不曾死过。

这样比较，并不是想说城里人更幸福或精英们更超脱。动荡的年代每个阶层其实都难“安生”，各有喜怒哀乐。

真正的历史，应该是这些人的喜怒哀乐生生死死，而不是战争、运动、口号、蓝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