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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波的全球化浪潮

大约500多年前，也就是从现在倒推地球绕太阳转了500多个圈儿的时候，人类史上的一个新阶段开始了，也就是哥伦布横跨大西洋触发的第一波全球化浪潮。截至那时，全世界的人口已经增至约5亿。第一波全球化浪潮之所以能够发生，是因为欧洲人学会了利用储存在风和洋流中的能量，所以能够扬帆远航，将自身及货物带到此前从未到过的异域他乡。欧洲人的技术和知识是从阿拉伯世界及亚洲等地学来的，但在更恶劣的西欧气候条件下不间断的海上航行中又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在第一波全球化过程中，欧洲人开始乘全副武装的船只在七大洋（Seven Seas）上航行，在任何可能的地方寻找利润。在前后大约100年的时间里，欧洲的扩张导致西班牙和葡萄牙对美洲进行了大规模的殖民征服；世界海洋贸易路线也因之建立起来，其中包括欧洲主导的设在非洲和亚洲海岸的贸易站和生产中心；还有主要来自北欧人对北美洲东海岸的殖民。在个人有限的一生中围绕整个地球走上一圈，这在人类史上还是第一次。显然，这一次创造并维持全球复杂性的预期利润超过了投资成本。

上述事件导致世界三大主要区域最终连成一片，形成人类之网，其中，西欧突然间已不再身处欧亚大陆的边缘，反倒成为跨大西洋交流网络勃勃兴起的中心。与此同时，活字印刷术被引进到西欧，于是在新兴的中产阶级中间引发了数据储存和交流的革命，这一点对上述进程也产生了极大的助力。这一创新还在集体知识过程中造成正反馈回路，从而加速了集体知识，减缓了文化遗忘的过程。

欧洲扩张的一个主要而直接的诱因是土耳其15世纪的扩张，后者先是在1453年征服了君士坦丁堡，继而又导致奥斯曼帝国在欧亚陆路贸易中占据支配地位。这种格局造成贸易产品在西欧愈发昂贵，于是刺激后者在海外寻找新的贸易路线，在无意中发现了美洲。不过即使没有发生上述事件，横跨大西洋的密集接触也迟早会发生，以下事例足以说明这一点：早在1430年，来自巴斯克（Basque）地区的水手已到过纽芬兰岛沿岸捕鱼，而欧洲的水手们也发现大西洋还有其他的风流和水流可加利用，同样能够到达遥远的目的地。

伊比利亚人征服美洲标志着一个传统帝国最终建立，但这一次帝国横跨大洋的状况此前从未有过。16世纪期间，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都急于在美洲建立殖民地并为此不惜代价，而此时的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则全力维护其在欧洲的产业。在西北欧，新兴的中产阶级，主要是商人和工匠，正好利用帝国扩张的大好形势脱离原有统治者的控制。

因此说，人类史由此步入了一个新阶段。此时，新的国家出现了，在很大程度上、甚至完全由商人和新工业精英统治的国家，首先是在乌得勒支七省联盟的荷兰，然后是大不列颠，其次是美国，随后在欧美被越来越多的国家竞相效仿。在所有这些国家中，新兴中产阶级都努力创造并维持对自身福祉有利的社会和物质条件，包括颁布私有财产保护法，制定相关贸易惯例、金融交易规范等。这就是所谓资本主义诞生的过程。

从那以后，全球化进程在全世界范围都在加速。商人成为早期全球化的主角。相对于传统的精英和农民，商人的特点是他们没有被束缚在土地上。他们增加物质和能流的方式只能通过贸易。就这样，他们开始在世界各地贩运各种各样的农产品及高附加值的人工复杂实体，往往在短时期内——通常只有几年——就获利甚巨。

美国经济学家丹尼斯·弗林（Dennis Flynn，1945— ）及西班牙裔美国史学家阿图罗·希拉尔戴斯（Arturo Giráldez，1952— ）特别强调白银在全球化进程中曾发挥重要作用。全球化发展的早期，欧洲商人在与中国人进行贸易时除了白银之外，几乎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拿来应付后者，因为中国人觉得自己已经应有尽有，根本不需要欧洲的产品。那时，明代中国在技术水平上可能是世界上最先进的，而且是当时地球上人口最密集的国家。中国人生产的许多东西在欧洲简直供不应求，尤其是茶叶、瓷器和丝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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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中国花费了大量资源，用于建设紫禁城、加固长城等重大项目，而资金来源的一部分是加印大量纸币。结果毫不令人惊讶：中国发生了通货膨胀，给上海等沿海城市的商人带来了巨大的麻烦。因此，从15世纪中叶起，这些商人开始愈来愈多地以白银交易结算。公元1570年前后，经过约一个世纪的抵制，中国政府开始以商人为榜样，从此征收税银。

中国对白银的需求由是出现剧增，继而世界的这一地区就出现贵金属价格上涨的局面。而此时恰值美洲发现特大银矿山，先是1545年上秘鲁的波托西（今玻利维亚）地区，后有1548年新西班牙（今墨西哥）的萨卡特卡斯附近。因此，大量美洲白银经欧洲飞越太平洋，穿过菲律宾的马尼拉流向中国，马尼拉也由此成为西班牙贸易在东亚的主要枢纽。弗林和希拉尔戴斯认为，正是白银贸易驱动了第一波的全球化，因此他们把1571年作为全球化的诞生之年，因为是年，西班牙殖民者建立了马尼拉城，马尼拉连接着太平洋贸易与东亚，整个世界遂因远洋航运联成一体。

颇令人称道的是，早在19世纪，洪堡就对全球白银贸易最终流向中国的状况做过详细的描述。洪堡当时获得奖学金，正是因为他在1803年底对墨西哥的档案进行了深入研究，再结合他对墨西哥采矿情况及前一年在安第斯秘鲁探险收集到的数据。这位普鲁士人特别好奇：为什么这么多的白银最终都到了中国呢？但他一直没有找到问题的回答。在洪堡富于开创性的研究几乎被世人遗忘之时，弗林和希拉尔戴斯开始了自己的研究。洪堡的研究之所以险些被遗忘，可能是此时民族国家史占据主导地位，而研究全球的关联被视为无足轻重。

总之，受白银贸易的驱动，截至1580年，一个由欧洲主导的全球贸易网络终于建立了起来，建立的过程是和平与军事手段并用。由此导致的全球分工又进一步刺激了全世界范围内提取物质与能量活动的加剧，手段更为精致、交流日趋广泛，许多地区和区域的生存条件被重新改造。把人口（通常是奴隶）、植物和动物从一个大陆转运到另一个大陆，也就是艾尔弗雷德·克罗斯比所谓的“哥伦布大交换”（Columbian exchange），遂导致了多个大陆生态条件的整体改变。整个世界的生物物种经由一个单一的物种就可以实现再连接，因此之故，德裔美国历史学家沃尔夫·沙弗（Wolf Schäfer，1942— ）极力称道人类作为的巨大效应，堪比所有的板块再次突然碰撞，形成了第二个潘吉亚。 鉴于上述进展，全球文化的复杂性开始再次上升，许多地方和区域的复杂实体受制于全球化的巨大势能，要么屈服，要么被边缘化了。

正如威廉·麦克尼尔在《瘟疫与人》（ Plagues and Peoples,1976）一书中所说，欧洲人推动全球化的作为，实际上得到了欧亚大陆既有的传染病的助力。欧洲人在北美能够取胜，是因为新旧大陆经过一万年的发展出现了疾病免疫力不均衡的现象，欧亚大陆的微生物给美洲印第安人带来了灭顶之灾，而欧洲人面对墨西哥或秘鲁的微寄生虫却能安然无恙。当然，在大多数情况下，欧洲人还拥有军事技术上的优势。然而，直到19世纪，欧洲人的优势在现代卫生及现代医学兴起之前却并未使其突破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的内陆，而只能在沿岸附近逡巡，而且即使这样，非洲的西部和中部仍被认为是“白人的坟墓”。至于南亚和东南亚的大帝国，欧洲人则只能等到第一波的全球化及后来的工业化产出了真正的技术优势以后才能够加以征服，而在免疫能力方面，欧洲人与当地人却大致相当，只能平分秋色。

不过从17世纪开始，美洲抵御疾病的平衡发生了转变。2010年，美国史学家约翰·麦克尼尔在《蚊子帝国》（ Mosquito Empires）提出，欧洲殖民者在美洲大陆定居之后，经历了来自非洲的重大传染病的折磨，后者是搭载运奴船随奴隶一同来到新世界的，因此这些移民已部分具备对此类微生物的抵抗能力。与那些从旧世界后来的欧洲人相比，前者明显获得了流行病学上的优势。初来乍到的欧洲人通常不到几个月就大批落病，只好匆匆败退。这种对疾病抵抗力的新的平衡也构成1776年北美殖民者成功脱离大不列颠并获得独立的部分原因。

长期以来一直有学者主张，西欧的社会结构在很大程度上激发了上述殖民化及全球化进程的启动。当时的西欧分裂成多个国家和采邑，且彼此征战不已，缺少能够赋予秩序或决策如何协调合理地使用欧洲资源的中央权威。例如，土耳其人1683年围攻维也纳，当时的欧洲根本没有一个能为欧洲人撑腰的统治者站出来，果断决策利用全欧洲的资源替维也纳解围济困。与此恰恰相反，就在中欧各国奋力抗击奥斯曼土耳其的300年间，伊比利亚半岛的居民们正忙着征服美洲呢。

欧洲内部的争斗不已需要越来越多的物质和能量才能支撑，所以就刺激欧洲人到外部去寻找。用艾伦、坦特和胡克斯特拉的话说：

对于靠太阳能驱动的社会而言，更不要说超出自身技术能力极限的疯狂滥用由此得来的能量，要增加财富就只能是控制阳光所能照到的更多的地面。因此，欧洲人就有必要获取他乡的财富以补贴内部斗争之需。这样，新式的能量和非本土的资源就可以集中到世界一小部分的土地上。集中使用全球的资源就可以让欧洲的争斗达到前所未有的复杂程度，其费用绝不是欧洲本土的资源就能够支撑的。

欧洲内部加剧的竞争导致大批新的发明创造问世，又借助加速的集体知识向外界迅速传播，欧洲社会也因此变得愈发强大。这一进程的重要特征，用艾尔弗雷德·克罗斯比的话说，就是愈来愈多的“量化现实”（quantification of reality）。 也就是说，此时的欧洲人比地球上任何其他地域的人都更乐于用数字来计量世间万物的特征，举凡时空、记账、绘画、音乐，等等，都是数字说了算。不过，这一做法也使得欧洲人能够更有效地掌控物质和能量。不用说，对现实愈来愈多的量化为后来的科学革命以及再后来的工业革命铺平了道路。

相比之下，在中国，却依然是中央集权对商人实施严密的控制。当然，15世纪初期，郑和（Admiral Zheng He，1371—1433）率领的巨型船队也曾几次出海探险，最远甚至到达东非。还有一些颇有争议的说法，称郑和的船队甚至有可能到过美洲。不过，郑和的远洋探险还是被朝廷叫停了，可能是因为朝廷觉得更明智的做法是将资源投入把蒙古人驱赶出北方领土的事业上，而不是耗巨资到遥远的南方诸国去游历，因为后者根本得不到明确的投资回报。

如同此前国家的出现一样，全球化的第一阶段同样是社会体系的转型。当然，此时也有许多技术上的改进，特别是远洋航运大大方便了人和物品在全球范围的移动。但第一波的全球化不同于此前的农业革命或后来的工业革命，因为此间并未出现获取物质和能量方式上的重大技术突破，所有的社会都还依赖可再生的太阳能。此时最伟大的创新是把所有的生产方式都纳入一个单一的全球贸易网络之中，而这一网络由相对少数的人或国家主导。

阿姆斯特丹即使不是最早的，也是最早全球化的城市之一。在这座城市的“黄金时代”，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和物品在这里的大街小巷穿梭不停。颇有名望的制图产业就是在这座城市诞生的。阿姆斯特丹生产世界地图、普通地图和地球仪，在市政厅最大的房间，也就是后来达姆广场上的皇宫，里面大理石的地板上镶嵌着一幅地球全图和天穹全图（这些图迄今还在，只不过后来又经过装修）。换言之，当地人骄傲地认为，他们可以实实在在地走在地球上，也能够脚踏整个天穹。此外，这里还生产多种寓言式的地球图章（我称之为“地球偶像”），以此说明17世纪的阿姆斯特丹人是具有全球视野的实干家，就像最近20年多家公司和大众传媒热衷采用的那种图章一样。比如，当时颇受欢迎的一款地球偶像是阿姆斯特丹的处女像，她手握地球，俯瞰着水手们把来自世界各地的财富运到这里。虽然当时“全球化”这个词还不存在（大概是20世纪才创造出的词汇），骄傲的阿姆斯特丹市民已有多款象征全球化的图章。可能在同期其他主要城市，如伦敦和巴黎，情况也大同小异。

作为全球化第一次浪潮的一部分，现代科学方法出现了。这一进展与当时的技术进步有密切关联，比如海洋导航、制图和枪炮技术。其中还包括望远镜和显微镜的发明，借助这类发明，人类看到了以前用肉眼根本无法看到的东西。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类还学会了借助无数新式的人工传感器以探索整个电磁频谱范围内的所有存在物。这在整个生物史上是独一无二的，由此产生了许多新的洞见，人类获得的有关自然界的知识也迅速增加。比如，人类对太阳系第一次有了相当准确的认识，那时对所有生物的分类则延续至今，人体解剖更为精确，对组成万物的众多微小粒子也有了更客观的了解。换言之，这一时期的成就为现代大历史奠定了基础。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至少在短时期内使人类得以更牢靠地掌控大自然的许多方面。

1776—1825年期间，欧洲人在美洲的殖民地大多已摆脱旧世界皇室的控制。殖民地的居民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他们已不再依赖来自欧洲的人工复杂形式，尽管欧洲的统治者竭力试图保持这种复杂性。美洲率先获得独立的国家是美利坚合众国。这个新国家由富有的社会成员控制，特别是拥有大量土地者和中产阶级。

后来，受大西洋彼岸历史发展的启发，法国大革命为整个欧美的社会转型奠定了基调，于是导致了西班牙和葡萄牙在美洲的殖民地纷纷独立。后一独立能够实现，还在于拿破仑战争期间法国占领了伊比利亚半岛，从而削弱了西班牙和葡萄牙对美洲殖民地的控制，所以崛起中的中南美洲中产阶级便从殖民统治者的掌控中挣脱出来。不过，许多新兴国家却很快又回到了当地封建地主精英的掌控之中。结果，即使到了今天，许多拉丁美洲的中低阶层仍在努力摆脱传统统治精英的掌控，而在印第安人看来，欧洲人的统治从未结束。类似的事情在其他地区也有发生，尤其是在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大洋洲的其他国家和地区。

中产阶级与科学、艺术和哲学

大多数的科学、艺术和哲学工作者都属于中产阶级。农民通常很少或根本没有时间做这类事情，因为他们要忙着种地。农民常渴望改善自身的处境，但对超越自我的观点或不能直接带来好处的技艺通常都没有热情。

但对城市里的居民而言，超越自我的认知却变得愈发重要，尤其是那些依靠贸易和产业过活的人。如前所述，这类人往往觉得形成准确的世界意象非常重要，因为他们的生计有赖于此。因此，科学、艺术、哲学和大历史都是率先在城市发端的。

但要做到这一点，还要看社会在多大程度上允许这类思想的表达以及如何表达。在那些没有明显霸主或王室统治比较薄弱的城市，市民通常会有足够的空间培养此类兴趣。因此，毫不奇怪，希腊的城邦、中国战国时期的市民群体，以及后来从早期全球化至今欧洲及北大西洋的城市，都成为此类观点公开表达的中心。

如果这类城市从属于更大的帝国或较小的领主自治区，那就要视具体情况而定。假如统治者自身依赖贸易，就有可能允许甚至鼓励其中某些观点的表达，而对那些有损其权力基础的观念则采取压制政策。相关的例证有很多，包括希腊化国家，尤其是亚历山大市，罗马（只是在某种程度上）、伊斯兰世界、印度、中国、欧洲中世纪的城邦等。统治者自然会鼓励他们所需要的技术得到发展，例如军事和建筑艺术，以及有助于巩固其地位的其他技艺等。这就刺激了中产阶级从事相关产品的生产，而在这一过程中，中产阶级本身可能还会半明半暗地发展其他兴趣，比如科学和哲学（此二者曾长期被视为一体的两面）。

但只是到最近，才有民主国家将科学、艺术和哲学的教育加以制度化，也就是当今大多数市民所熟知的那些制度。在此类制度的形成过程中，亚历山大·冯·洪堡的哥哥——威廉·冯·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正是他为现代大学奠定了一系列基础性的体制，如注重教学科研、培养博士生从事研究等。威廉·冯·洪堡是柏林大学——现在的洪堡大学——的创始人之一，所以有机会率先在这里贯彻上述新思想。世界各地的中产阶级在相对开放的民主社会中不断崛起，从而使上述追求也全球化了。

工业化：第二波的全球化浪潮

18世纪末、19世纪初兴起的工业化标志着一个全新的复杂性生产方式的开始，即借助机器并由化石燃料驱动，后者本是储存在生物分子中的太阳能，在地壳下面积聚已有数百万年之久。从本质上说，工业革命意味着由化石燃料驱动的机器取代了肌肉、水能和风能。

在此之前，从来没有人觉得这种高增益的能源对生产会有什么用处。诚然，此前有很长时间，人们都在使用煤和石油作为烧火的燃料，或用来冶炼金属和玻璃器皿，但却从来没有人想过用它替代人或动物肌肉的力量。泥炭（peat）的情况也是一样，虽然这种燃料曾在17世纪驱动过荷兰的黄金时代。迟至1800年前后，亚历山大·冯·洪堡在现今的委内瑞拉还曾说天然石油不过是一种奇特的物质而已，这一点着实颇为有趣。他当时绝没有想到，两百年后，也就是地球绕太阳转200圈儿之后，这种能流会给这个国家提供大量财富，并成为左右国家政治强有力的杠杆。 工业革命时期，人类不仅学会了在生产中使用这种高浓缩的能量，还学会了把煤制成焦炭，从天然石油中提炼出汽油，使用煤炭和石油发电。

工业革命由是催生了一种新颖的获取能量并以此保持人类自身复杂性的方式。显然，创造并维持工业复杂性的收益要超过成本，至少在短期内是这样。在此之前，所有的人类社会几乎都是以可再生的太阳能为动力的，无论是农业阶段还是采集狩猎阶段。然而到了19世纪早期，化石燃料的使用为人类提供了大量的不可再生能源，这种能源的使用既有以建设性为目的的，也有以破坏性为目的的。只要有可能，人类就会把生产转变成一种连续不断的过程，因为连续不断的能源已经是现成的了。这使得我们这一物种至少暂时地能够制造和驱动越来越多、也越来越精细的人工复杂实体，包括更长距离、更为有效的通信方式，当然条件是利润一定要超过成本。这种发展还导致社会复杂性发生了深刻变化，使得人类食物的金字塔在形态和性状上也发生了深刻变化，而已有的由人主导的生命体食物金字塔也被大大强化。

社会的工业化极大地强化了第一波全球化以来社会发展的一般趋势，于是造成了第二波的全球化。直到18世纪末，差不多所有的生产过程都是由人和动物肌肉的力量或风能、水能驱动的，而且能量都是来自本地或本区域。工业生产首先出现在有大量天然新资源的地区，主要是煤、铁和水源，但工业生产的迅速扩散旋即刺激了世人在全世界范围内寻找多种自然资源。然后这些资源被运到工厂，很快被加工成各式各样的产品，数量空前且相对价格低廉。因此，借助业已发生重大变革的交通工具——蒸汽火车、轮船，工业制成品很快被销售到全球各地。全世界各地的人因此变得愈发相互依赖，也有越来越多的地区沦为工业用自然资源的原产地和工业制成品的倾销市场。同时，工业化还使军队更具毁灭性。

如果没有无机燃料驱动的经济的日益发展，长距离通信的快速增长和强化（首先是电报，然后是电话，接着又有了无线电、电视以及最近的互联网）是不可能做到的。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摄影、电影、录音等方式实现的各种记录。所有这些都极大地促进了全球范围的集体知识和娱乐，从天文学到流行文化。

图7.3 位于苏格兰爱丁堡的福斯铁路桥可谓工业革命的范例：钢架横跨河两岸，重型运输机械穿梭不停，连接着这一地区的市镇村落。（由本书作者1970年拍摄）

产业化首先出现在英国，显然，这里的金凤花条件有利于工业创新。早在中世纪末，英国人就开始开采煤炭，因为此前都是伐木烧炭，而那时的森林已经所剩无几。他们还挖掘其他自然资源，如铁和锡。但这些矿山的地下水位都很高，所以不可能挖掘到更深的层次。为解决这一问题，英国工程师托马斯·纽科门（Thomas Newcomen，1664—1729）改进了既有的“火机”（其实是一种原始的蒸汽机）模型，并进而发明了第一台蒸汽机，能够把水从矿井里抽出来，这样就可以继续往深挖掘。其核心思想是利用两种较丰富的资源——水和煤，以摆脱地下水，然后获取更深层的煤及其他矿产资源。对照后来的标准，纽科门的蒸汽机相当低效。

18世纪70年代，苏格兰工程师詹姆斯·瓦特（James Watt，1736—1819）对纽科门的蒸汽机进行了重要改进，从而大大提高了蒸汽机的效率。这也使得蒸汽机可以应用到更广泛的生产领域，首先是纺纱和织布。詹姆斯·瓦特注册了发明专利以后，又和英国企业家马修·博尔顿（Matthew Boulton，1728—1809）成立了合资的企业，专门制造和销售这种新式蒸汽机。这种新能源的使用大大降低了生产复杂实体的成本，于是又导致了一种新型企业家的出现，这种实业型的企业家采用化石燃料驱动的机器从事生产，然后销售品种愈发多样的复杂实体，因而获利颇丰。由于大批公司企业都锐意创新，如英国的韦奇伍德（Wedgwood）装饰陶瓷公司，我们今日所见的全球消费文化很快就成形了。

但无论瓦特的技术突破如何重要，社会的工业化若缺少长期的特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背景及科学技术的发展则不可能起飞，这其中自然还包括商业及原工业企业家阶层的崛起，后者在法律的保护下取得了公司企业运营必备的金凤花条件。在英国，这包括以专利形式对技术发明的暂时垄断，允许发明者从其独创中获利。

中产阶级通过对工业生产的垄断很快变成了社会上最富有、也最有权势的阶层。卡尔·马克思称之为资产阶级接管国家。在短短100年的时间里，这一决定性的社会变革导致了现代民主国家的出现。首先，日益强大的中产阶级获得了选举权。后来，新兴的城市工人阶级也成功地组织起来并获得了民主参与的权利。在选举成为国家统治获得合法性的程序之后、国家宗教就失去了赋权的作用，于是教会与国家之间的关联就大幅削弱了。与此同时，社会各阶层开始坚守与自身生存条件相适应的宗教崇拜形式，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宗教需求。

作为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一部分，农民日常饮酒的习俗开始被社会诟病，因为喝了酒再去操作机器会变得非常危险。于是人们开始倡导要保持清醒的社会理想，至少是在白天。当然，诸如此类的反酒精运动还针对那些领到周工资后就去酗酒的产业工人。考虑到许多产业工人都不得不在恶劣的条件下长时间从事枯燥且艰苦的工作，这种借助酒精暂时逃避现实痛苦的做法其实并不稀奇。此时，非经发酵的新饮料茶和咖啡也出现了，其实二者也都属于兴奋剂类。人们在饮用时通常加一些牛奶和糖，使其更富营养。这样，人们就不必再像过去那样每天喝着自家酿制的啤酒，虽然啤酒也曾是一种安全饮料且能提供能量。19世纪晚期，瓶装矿泉水也已成为一种安全饮料，其实不过是自来水再加些软饮料的混合物，这一做法甚至一直持续到20世纪。而这些都是水污染（熵）问题的工业解决方案。

意大利人口统计学家马西姆·利维巴茨（Massimo Livi-Bacci，1936— ）曾提出，伴随蒸汽机工作效率的提升，人类的繁殖速度也加快了。用利维巴茨自己的话说：

在过去的两个世纪，西方人口经历了类似的过程。此前的特点是低增长率加高死亡率。女性一般都要生十几个孩子才能满足人口更新的需求。出生的子女有三分之一甚至一半还没有达到繁殖生育的年龄就夭折了。从人口发展的角度看，旧的社会体系相当低效：哪怕是维持低水平的增长，也需付出大量的燃料（出生）并消耗大量的能源（死亡）。其实，旧有的人口体系不仅低效，而且还异常混乱。自然顺序被颠倒过来——即子女先于父母或祖父母去世——的概率非常之高。高死亡率再加上灾难频仍，使人根本无法在假定某个个体必然活着的基础上做出长远的规划。

简而言之，工业生产不断提升的效率和可预测性与个体生活的改善出现了同步发展的局面。因此，工业社会的人口也迅速增长，从1800年的约9亿人猛增到今天的70多亿人。

如同动植物的驯化一样，工业化也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导致社会内部及不同社会之间出现巨大的权势差异。在工业化初始形成的社会，民族文化的复杂性再度上升，世界其他地区的文化变革也因之无可避免。截至19世纪，覆盖全球的人类之网变得更加强大，重大发明很快就能传播开来。与农业及早期国家在世界七大区域分别出现不同，工业化的发明只有一次。此外，社会的工业化造成又一波的全球化浪潮，使得世界其他地区的社会不可能再独立发明基于化石燃料的工业生产模式。

随后不久，欧洲及欧洲以外许多新兴国家的企业家和政府也都效仿英国建立起自己的现代工业体系。这是工业化在全球普及的开始，迄今尚未完成。如同当初向农业社会过渡一样，工业革命也可以看作是一系列重大的创新，而后导致文化适应辐射的过程。同时，这一时期还见证了旧式的复杂实体的衰落，尤其是原有地方的生产模式的衰落。

凡成功实现工业化的国家都变得史无前例的富有，首先是精英阶层，然后是广大民众相当大的一部分，富裕到人类史上亘古未见的程度。显然，此时的产业精英已经认识到，现在已不可能把所有新的物质、能量和复杂实体据为己有。另外一个原因是，现在越来越多的穷人开始在城市里生活，他们可以通过罢工、暴动和发动革命等形式对统治者构成直接威胁。在农业产业化以后，城市经历了惊人的增长，交通运输能够确保城市的大量人口获得粮食供给，而公共卫生的改善更使人口轻松得到替换，甚至会自行增长。而这一切又导致农村人口一波一波地向城市移民，乡下人总希望在城市里找到足够的物质、能量和发展的金凤花条件。因此，特大型的都市出现了，里面动辄有数百万人口居住。

因为所需的自然资源往往集中在相对较小的区域，所以出现了“寡头垄断”（oligopolization），即只有少数几个参与者和企业操控资源的状况。时至今日，有相当一部分资源仍被少数几个能源公司和矿业企业掌控着，所以这些公司和企业获利甚巨。此外，还有一种类似的状况发生，那就是不断制造和销售各种新奇的复杂实体，富裕国家里往往有许多人认为，这是他们理所当然要做的事情。比如，英国的纺织业几乎把印度的棉纺织业完全挤垮了。然而，事实证明，控制人工复杂实体的生产和贸易比控制自然资源的获取要困难得多，于是出现了下述状况：从小型家庭公司到大型跨国公司都试图不断地推陈出新。

在第二波全球化浪潮中，科技知识迅速增长。作为其中的一部分，许多企业都设立了负责产品研发的科学实验室。政府也开始刺激科学知识的生产和传播，比如通过资助大学从事研发，并把科学教育纳入新兴的国家课程体系之中。于是就导致了整个社会的“科学化”（scientifization），结果，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依赖于现代科学技术以求得生存。然而，即使在今天，即使在非常富裕的国家，也很少有人对科学有着全面的把握。这首先是由于科学知识的迅速增长导致科学分化成许多学科。这种所谓还原主义的研究项目获得了最多的资金支持，因为它在短期就能带来颇引人注目的研究成果，而选择整体把握型研究项目的科研人员，类似当初亚历山大·冯·洪堡所做的那样，却几乎得不到任何资金支持。

鉴于欧美最早实现工业化的国家之间竞争的日益激烈，各国政府均在全国范围内设立了义务学校，以期培养出技术娴熟的劳动力大军，同时在学校传授国家历史和国家地理知识，希望籍此培养出国民的团结精神。这种追求和作为遂导致了19世纪下半叶民族国家的形成，在新的民族国家中，公民不光有地方的和区域的身份，还要有一种习得的“国民大家”一分子的认同。其实这一做法并非完全新颖，但由于有了新的交通和传播手段，如火车、蒸汽印刷，以及后来的汽车、广播和电视，国民身份认同的灌输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激烈。

社会的工业化在全世界范围产生了巨大的权势差异，特别是在工业化国家与非工业化国家之间，但在工业化国家之间也有突出表现。工业化国家之间的激烈竞争导致了世界大部分地区被进一步殖民化，这通常是争夺自然资源或工业品销售市场的直接或间接结果。在世界上大部分可以征服的地区都被征服的情况下，工业化国家之间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彼此拼得你死我活。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又形成了两大权力集团，双方展开了争夺世界霸权的冷战。这种全球性的激烈竞争刺激了多种工业技术的发展，同时也创造出许多新式的复杂实体。

竞争与创造导致了前所未有的经济福利，特别是在北大西洋社会。工业化也带来了男女之间更平等的关系，因为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现在所要做的只是在机器上或汽车上按下按钮，所以即使男女在体力方面确有差异也没什么了不起。此时发明的更有效的控制人类生育的方法也极大地强化了男女平等的趋势。这时的女性就有条件进入公共领域了。

整个民族国家的人口都变得富裕了，不光是成年人，还包括青年人，这在人类史上还是第一次。贯穿于青少年之间的这种新的能流遂导致了青年文化的诞生，青年人有自身特色的音乐、电影、服饰、食物和交通工具。不过，伴随这种新式复杂实体的问世，所谓的“代沟”（generation gap）出现了：成年人与其子女之间在文化品位和生活习惯方面都有很大的分歧。而当这些青年人成为父母时，却察觉不到上述代沟，因为他们早已习惯了这种差异（当然，变化还在继续中）。

由于全球交流网络的迅速增长，工业技术在某一工业化国家被采纳后已无法长时期保守秘密。于是出现了大量的复制现象，导致工业技术在全球传播。运输技术也出现重大革新，尤其是货运卡车和集装箱船的问世，更使得大量人工复杂实体以低廉的价格在全球范围流动。因此，现在的状况是：哪里的成本最低，众多产品就在哪里生产。其结果是全球工业的扩散，与此同时，北大西洋社会多个原本工业化的地区经历了某种去工业化（de-industrialization）的历程。

上述进展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全球分工，从而使全球复杂性日益增加，当然其代价是牺牲了地方和区域的复杂性。尽管第一批工业化国家已丧失大部分工业能力，但直到今天，它们依旧保持着相当强大的实力，至少是因为它们还能把控其他地区的生产过程。因为贫穷的产业工人通常都居住在远离大型国际公司总部的地方，所以公司企业的领导人面临劳动力的威胁相对较少。只要其他地方还有大量的贫困人口甘于少量的收入就能做工，那么企业领导人只需暗示一下转移生产基地的事情就足以让劳动力屈从。所以，这种状况目前还能让国际企业家保持富有。

在亚洲，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中国、印度和越南等地都经历了这样的发展，而在拉美，则有巴西和墨西哥率先加入这场比赛中。然而，后来者却向上述国家和地区发起了愈发强劲的挑战，尤其那些生产成本更低、也具备必要生产技术的国家和地区。伴随工业化为新兴国家带来更多的物质财富，当地人的民主化热情也被激发了。不过，最近的经济全球化浪潮使富裕国家的一些成员对世界各地的不平等现状感到越来越不安。对全球化的抗议通常被归结为一个词：“反全球化”（anti-globalization）。

信息化：第三波全球化浪潮

受当前信息技术革命的影响，上述各方面的进展又得到极大加强。过去的70年——也就是地球绕太阳转70个圈儿的时间——见证了人类操控电子数据的能力得到显著提高：借助计算机、电话线或卫星天线，人类已能对前所未有的海量数据进行准确快捷的处理。究其本质，信息化革命等于用计算机取代人脑，且使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得到极大改善。显然，所有这些新式复杂实体的成本不超过收益。

信息革命可谓发端于19世纪。1866年，第一条横跨大西洋的电报电缆建成并投入使用。大约在同时，横贯美洲大陆的电报业务线路也在美国建成。而这只是电信业务加速发展的开始。截至1903年，世界上很大一部分地区都已通过洲际电缆实现连接。虽然以今天的标准来看，当时的数据传输能力还相当低，但全球电子网络的出现却是一种革命性的发展，几乎是突然间，人类通信的速度变得越来越快。到了20世纪，这些网络被不断扩大。电话的发明特别有助于改善全球通信，而全球数据传输技术也在不断发展，尤其是通过玻璃光纤和借助卫星通信。

接下来最重大的一步改进是计算机的出现。计算机本质上是一种操控数据的人工复杂实体，人类从此可以通过计算机控制外部过程。如果说由化石燃料驱动的机器是取代人类和动物肌肉的力量，那么计算机则开始接管人类大脑的功能。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的第一代计算机都相当笨重，要借助大量真空管才能运转，而且真空管经常容易断开，而线路连接也是通过手工插线完成的。按照今天的标准，他们可谓消耗了大量的物质和能量却只生产出相对较少的复杂性。相比之下，更新式的数据技术是在既快又小的数字计算机上运行的。该项技术是20世纪60年代美国阿波罗登月项目最直接的副产品。同样，美国国际商用机器公司（IBM）也是因为参与了任务控制系统建设，而后在世界各地协助建设类似的控制中心而赚了大钱。

20世纪80年代，当计算机与全球电子网络实现连接之时，一场新的通信革命终于爆发了。事实上，通过因特网传输信息，就如同用集装箱输送货物一样，二者均是以较低廉的成本在全世界范围转运人工复杂实体。因为信息革命，我们目睹了经外部阐释和储存的新的信息大爆炸，其中既有真信息，也有假情报。结果，集体知识的过程再次加速，而集体遗忘正在放慢（包括当今世界大国间多种途径的彼此监视）。

如今，只要有一台连接因特网的电脑，任何人都可以向世界范围的其他人交流信息或干脆把信息放到网上。这一进步深刻改变了人类获取信息及彼此交流的方法和手段。一个真正的全球大脑正在涌现，籍此，人们可以实时获取和交换前所未有的海量信息，而且几乎是免费的。因此，权势和相互依赖的平衡正在迅速改变。比如，此时的政治家和医生必须面对的客户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知识渊博。而这不过是两个简单的事例，说明新的能流驱动多种新式人工复杂实体为全球社会带来了如何巨大的变化，而社会本身的复杂度也因之改变。

现代数据技术的出现，带动了最先实现工业化的国家多种服务业的发展。到目前为止，这些国家因率先发展而仍保持较强的竞争力，同时生活水平相对也比较高。然而，在过去的20年里，这些技术也开始在全球各地传播，只要利用得当，当然就有利可图，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全球数据的传输已变得快捷、廉价和可靠。

上述方方面面的发展可概括为第三波全球化。其实“全球化”这个词就是在这一时期创造的。今天，无数的人们在全球范围内不断沟通，于是就产生了迄今最复杂的全球文化网络。虽然这一发展造就了相当程度的文化融合（cultural convergence），但世界各地的生活条件、技能和世界观仍存在很大的差异。

由于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前所未有的大量资金也正以电子方式在全世界的范围流动，哪里的利润最大，就流向哪里。这使得控制资金流动的银行业变得非常富有且具影响力。此外，最早实现工业化的国家一般都支持迄今相对稳定和可靠的货币流动。在过去的数十年里，最突出的是美元以及后来的欧元，其他国家的政府和个人也有不少选择以此作为储蓄和交易的币种。这种状况非常有助于目前的北大西洋国家保持自身的财富，而且只要其他国家愿意购买美元和欧元（造币本身的费用几乎为零）以换取自然资源、工业产品和服务，上述趋势就会延续下去。

在许多富裕的民主国家，国家与教会之间昔日的纽带已经破裂，尽管还没有完全消失。这一正式破裂导致了宗教的私域化（privatization）。因此，许多宗教均朝地方化或满足当地人宗教需求的方向发展，而传统宗教强加于人的种种约束也大幅降低。不过在世界上的其他许多地方，国家和教会之间的关系还没有被完全解除，而且有些这样的国家因向世界其他地区出售自然资源而变得极为富有。这是全球范围人工复杂实体生产和消费日益增加的直接结果，同时也刺激了人类针对自然资源在全球展开的日趋激烈的竞争。

尽管有上述多方面的巨大进展，但即使到了今天，仍有许多贫困人口生活在工业化程度较低的国家，这些人仍然在土里刨食。然而他们通过新闻媒体了解到其他地方的生活条件更好，而且时下的交通运输前所未有的便利，因而出现了全球规模的大移民。大多数的穷困移民是哪里更容易获得物质和能量，就迁移到哪里。这一发展路径并不新奇，但时下的规模却是史无前例的。

上述所有进展加到一起，反倒在人的内心激发起新的不确定感，穷富皆然。这种不确定感往往以新的宗教热忱的形式表达出来，包括伊斯兰宗教激进主义、美国的电视福音布道、北大西洋世界多种佛教教义盛行。因此，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在全球范围内出现了巨大的宗教市场，专门迎合不同群体的宗教需求。这也使得许多规模较小的宗教得以在全球传播，只要它们能满足某地某些人的需求。比如，就连安第斯山脉地区的传统农业宗教，最近也被人稍加改造，用以迎合现代城市人的某种需求，并因此被全球化。这只是当今宗教全球化的现象之一。

1961年，作为对苏联率先实现载人航天的回应，美国总统肯尼迪发起了的阿波罗登月计划，试图以此恢复世人对美国技术优势的信心。作为地球上的一个物种，人类从地球出发，登上我们在太空中最近的伙伴星球，然后又安全返回地球，这在整个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如图7.4所示。虽然此前大多数人都没有想到，但阿波罗计划的确以图片形式向我们展示了新的地球观，比如那张“地球升起”照片，使我们深刻领悟到了“地球太空船”（Spaceship Earth）实际上非常脆弱。这些照片为方兴未艾的环保运动和新兴的整体科学方法注入了强劲动力，比如大爆炸宇宙观、板块构造学说和詹姆斯·洛夫洛克的盖娅理论，而所有这一切使得大历史的综合成为可能。

图7.4 20世纪人类控制物质和能量的能力突飞猛进：1968年秋季，阿波罗8号航天员借助土星5号火箭成功进入月球轨道并安全返回地球（来源：美国宇航局）

人类曾何其暴力？

人们通常会觉得我们生活在一个非常暴力的时代，而媒体上每天的新闻也似乎印证了这一点：谋杀、强奸、战事及其他各种形式的暴力事件不绝于耳。但我们今天真的生活在充满暴力的社会之中吗？人类社会在历史上究竟有多暴力呢？

2001年，俄罗斯心理学家兼大历史学家阿科普·波科索维奇·拿撒勒钦（Akop Pogosovitsch Nazaretyan，1948— ）用俄文发表了一篇文章，后于2010年译成了英文，文中就提出了上述问题，并提出：尽管人类杀戮同类的技术手段变得异常强大而且高效，但人均屠杀的比率却明显下降了。拿撒勒钦最近又有如下表述（2014 ce, pers.com）：

通过计算可知，在最近的数千年里，人类死于暴力的比率一直在不规则地下降。尽管人在技术方面的破坏潜能和人口密度不断提升，但这并不影响上述发展趋势。……生物学上的行为平衡（ethological balance）原理规定：某一物种的天然武器——如利爪和獠牙——与其种内侵略本性的抑制之间存在某种平衡，正是这种平衡确保了该物种有足够数量的个体得以存活。然而，有证据表明，奥杜威峡谷（Olduvai Gorge）的能人（ Homo habilis）在造出了最初的石器工具（石斧）后也曾用它来对付陷于冲突中的同类。因此，生物学上的行为平衡原理在人类进化的早期阶段即被打破。……不过从那时起，原始人和现代人类社会的生存却取决于文化中的工具属性与自我控制之间达成的价值对等。……技术——人道平衡律（law of techno-humanitarian balance）主张，生产能力和战争技术的水平越高，行为规范也相应地要更先进，这样才能确保社会能够实现自保。

拿撒勒钦的详细论证其实可归结为一句话，即伴随历史的发展，人类逐渐认识到协商分配资源比通过暴力抢夺实际上更有效。

无独有偶，2011年，加拿大籍进化心理学家及认知科学家斯蒂芬·平克（Steven Arthur Pinker，1954— ）发表了专著《人性中的善良天使：暴力为什么会减少》（ The Better Angels of Our Nature: Why Violence Has Declined），其观点与拿撒勒钦几乎完全一致，只不过平克的证据更多一些（许多证据拿撒勒钦根本拿不到）。在前国家社会，总的说来是每10万人就有500人每年死于非命。而到了国家社会阶段，这一数字下降到每10万人有70人死于暴力，这一统计甚至包括战争不断的19世纪。而到了20世纪，这一数字令人惊讶地又有所降低。实际上，在这一看似最暴力的世纪——包括所有的战争、种族灭绝和其他形式的暴力，年均每10万人只有60人死于暴力事件。而在今日的西欧，这一数字为每年每10万人只有1人，远低于每年每10万人死于交通事故的人数（依国家不同，在5~10人之间）。显然，伴随历史的发展，人类社会已变得更加平和。

平克特别引证英国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的观点，认为国家形成有助于社会走向和平化，所以才会出现暴力的递减趋势。平克还提到诺伯特·埃利亚斯有关文明进程的理论，称国家的发展导致了社会的和平化，原来的武士因而变得更驯服了；于是宫廷社会衍生出了和平优雅的行为准则；而后又被商人和匠人纷纷效仿，等等。从事贸易尤其需要彼此尊重，这一点也有助于和平行为的构筑。

和平的行为如涓涓细流，逐渐渗入新兴的富人群体中间，先是经历启蒙运动，而后是工业化和福利国家的兴起，上述和平趋势于是在全世界蔓延。因为人们在全球范围内的联系越来越密切，遂导致越来越多彼此的感同身受，认同的圈子也越来越大，从而使人的行为也变得越来越和平。只要世上有更多的人能够经历，或者至少期待，从劳动和接触中获得足够的财富，而不是通过征服和掠夺，这种和平的趋势就可能会继续下去。

能量、复杂性与金凤花条件

发展至今日，全世界范围内人均能源使用量的幅度差别很大。国际能源机构（IEA）提供了大多数国家的能源消耗数据，按人均石油当量（toe per capita）计算。依据IEA 2013年度《世界主要能源统计》报告，表7.1列举了其中一部分能源使用数据。

表7.2对厄尔·库克有关人类史上的能源使用初步数据（表中的术语依据库克本人的用法）进行了小结。

表7.1 2011年度全球能源消费统计

表7.2人类史上的能源消费统计

（Cook，1971，p. 136）

从以上两表看，工业社会的数字颇为相近。显然，库克所谓“拥有技术者”是指美国居民。有趣的是，1971年，美国人均消耗的能源比现在只是少了一点点，虽然从那时起，美国已摆脱掉耗能巨大的相当一部分的生产企业。其他数据的吻合度还是有一些问题。这可能是因为估算古代社会或孟加拉等国家的能源使用数据都比较困难，后者可能有更多的人没有使用化石燃料，而其他形式的能源使用可能被忽略了。显然，这些数字是初步的，至多让人一览粗略的能源使用量级。

如果这些数字大致不错的话（记住：这些数字不包括通过采集狩猎者及农民使用火所获得的能量），那么由此我们就可以清晰得见人均能使用量上升的趋势，早期人类学会使用火以前的人均能使用量为80瓦，当代社会总体的人均能使用量为2400，而美国人均能消耗量则达到10000瓦。也就是说人类史上人均能使用量增长了近30倍。不过，经由人类掌控的总能流量比这还要高得多，因为整个人类人口已从几千人增加到今天的70多亿，等于增加了100多万倍。因此，人类在整个历史上获得的总能量增加了大约3000多万倍。

正如第二章所解释的那样，由化石燃料驱动的人工复杂性已超过已知宇宙中任何其他存在物的功率密度。表7.3只是其中一些数字的小结。 这些数据足以让我们看到：人类为实现自身的目的并借助化石燃料能够让大自然释放何等强大的能量。当然，这些数字都还只是粗略的估计。若要计算更加系统和细化，就只能靠密集的跨学科研究了。

直到今天，工业生产的金凤花条件都要比农业和畜牧业更加局限。工业社会形成的温度带通常介于零下20摄氏度和35摄氏度之间，气压通常接近1000百帕（海平面水平），而且一年四季有丰富的水源供应。目前，工业生产已转移到温度通常高得多的地方，但其他条件没有多大变化。例如，在高山或缺乏足够水源的地区，至今也还没有什么工业。显然，工业生产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比农业和畜牧业的传播更为有限，而后者又比采集狩猎更有限。由此可见，与采集狩猎阶段甚至动植物驯化阶段相比，工业生产迄今还没有在海洋中起步。

表7.3功率密度览要

而与此同时，工业化使人类得以在越来越宽广的地理条件下生存，这是由于我们这一物种更善于创造适合自身生存的居住环境。尤其是在20世纪，人类创造出了更加多样的小气候（microclimates），各种建筑在寒冷的季节都可以加热，还可以在温室里培植多种植物。下一步的问题是如何在炎热的季节为小气候降温，包括冷藏区、火车车厢、货车和船只，这样就可以大规模生产和输送肉类及其他易腐食品。然后，家庭住房、办公室、汽车、工厂和商场在炎热的季节都要适当降温。再进一步，是各种休闲活动的小气候，包括人工滑冰场、滑雪场和热带游泳池（这并不奇怪，因为我们毕竟还属于热带动物），都要适当加热或降温。太空探索的小气候是制造出宇宙飞船和宇航服，而深海探险则有必要的潜水艇和潜水服。历史发展至今，还从来没有哪个物种像人类一样能够创造出如此丰富多样的金凤花条件。

工业化使人类能够生产出前所未有的量大且品种多样的食物养活整个人类群体。尤其是在服务业居主导的社会中，大多数人已不须像从前那样做大量的体力劳动。由于吃的多、做的少，所以大多数人体重都增加了。我们不清楚一个人摄入并消化物质和能量的上限究竟是多少，但在富裕社会中，有不少人似乎决心要探问一下这种上限。相反，在世界的其他地方，却有许多人在相反的方向挣扎，即如何每天都能获得足够的物质和能量以保持自身的复杂性。

工业化社会在日益强大的同时，也变得愈发脆弱。比如，社会赖以运行的复杂电子系统一旦中断，整个人类社会就会陷入混乱，而这种灾难可能会因为宇宙事件降临人世。2008年，美国宇航局（NASA）在其发布的一份报告中指出，类似1859年的太阳耀斑一旦发生，全球范围的电网都可能被损毁，而遭遇这样大的损失可能需要数月时间才能修复。不用说，这种损毁对人类社会将是灾难性的。 更为严重的是，今天所有的工业社会都严重依赖日益减少的自然资源，尤其是化石燃料。正是化石燃料的大规模使用才造就了此前根本无法想象的全球文化复杂性，这样做的代价是旧有的地方性和区域性复杂性趋于下降。人类、物质、能量和信息，这四种存在以前所未有的方式环绕着今日的地球。作为这一过程的一部分，人类创造的社会及生态金凤花条件不断扩张，而与生产不相关也不受人类直接控制的大多数生命形式则急剧下降。

以上人类的作为造成了物质熵——即垃圾废物——在地球表面不断地集聚。虽然人类制造的温室效应在不断增强，但其大部分热量还是可以辐射的形式排放到宇宙的熵垃圾桶。然而，差不多其他所有的人为物质废料却只能停留到地球上。在人类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里，这种废料都是由大自然的生物垃圾处理系统来清理的。但自工业革命以来，大量的物质废料已很难被地球上的生物回收利用。时至今日，这种废料已包含7,500多种化工制品，其中大多数对人畜和植物有何种影响还无从知晓。 因此，我们不禁要问：人类若不能发明一种更高效的垃圾回收体系，将会出现什么样的后果呢？以洛夫洛克的盖娅理论审视这一问题：因为人类正在破坏自身生存的金凤花条件，那盖娅是否会（非随机地）消除人类这一物种呢？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世界各地的科学家们便开始探索核过程，因为他们觉得那里有新的前所未有且巨大无比的能源可加利用。最初的核弹威力，以及后来更为和平的核能利用，证明他们是正确的。然而，核裂变所能释放的能量只能来自铀，但铀在地球上的储量却相当有限。铀起源于塑造了太阳系的超新星事件，因此可以追溯到我们宇宙邻居的起源。与此过程相反，氢聚变产生的能量储存在类似的氢和氘（重氢）之中，其能量和储量均比核聚变的铀大得多，是宇宙“大爆炸”后旋即生成的元素。当前利用核聚变的最大问题是如何在可控的金凤花条件下实现连续获取足够的核能。如果科学家和工程师能成功做到这一点，那么未来会有大量的能源可供利用。然而迄今为止，核裂变释放的能量中有相当一部分，尤其是核聚变释放的能量，都被用于毁灭的目的。

伴随人类社会朝更高的复杂性迈进，整个生物圈却呈现出更简单化的发展趋势，这是由人类的行为所致。其结果是，相对少量的被人青睐的物种前所未有地成倍增加，而大多数其他物种——特别是那些体型较大的物体——的数量却在稳步下降，这一方面是由于其自身的复杂性或其居所遭到人类的破坏，另一方面是由于人类的直接杀戮。因此，生物进化可能正经历着寒武纪生命大爆发以来的第六次大灭绝。

由于生物圈不断受到人类的影响，自1800年以来的这一时段越来越频繁地被称为“人类世”，这一概念是诺奖得主荷兰大气科学家保罗·克鲁岑在2000年提出的。然而，如果最终得以确立的话，这将是第一个岩石记录中没有明确标记的地质时期，即地质学家所谓的“全球标准层型剖面和点位”（Global Boundary Stratotype Section and Point），因为岩石的形成往往需要好几百年以上的时间。不过，尽管由于缺乏正式的岩石标志使得地质学家不大情愿接受这样一个地质时代，英国地质学家简·扎拉斯维奇（Jan Zalasiewicz，1954— ）及其同事还是在2008年正式递交了命名申请，因为当今人类对生物圈的影响是无可否认的，但迟早有一天，人类肯定会把钉子楔到沉积岩中并因此确定这样一个时代，当然前提是人类要能够活到那一天。

如同生物进化一样，人类发展似乎也是由物质和能量的竞争所驱动。伴随每一次重大的生态变迁和社会变革，总会出现物质和能量利用方面的各种差异，而率先适应者总能领先发展起来。但适应的技能却会传播，所以差异会伴随时间被拉平。人类先是学会了使用工具，继而又学会了使用火，然后发起了农耕革命、组成国家、步入全球化，直至后来的工业革命和信息革命。

人类使用物质和能量的效率可能有所提高，但我们对此却很难做出确切的度量。高效率意味着用等量或甚至更少的能量生产出更多的复杂实体。从最近的技术实例看，如风车、蒸汽机、汽油发动机和计算机等，似乎存在着一种朝更高效率发展的趋势，因为人们觉得这样就能获得竞争优势。近来，出于环保的考虑，有些人已经开始节俭使用物质和能量。所以从长远来看，人类史的一个特点很有可能是不断提高效率。

显然，我们生活在一个前所未有的时代。地球史上还从来没有过哪个单一物种像人类一样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自己的生态及社会金凤花条件，而且能够利用前所未有的海量物质和能量构建近乎无限多样的复杂实体。因此，很多人都在问自己：人类在不久的将来会是什么样子呢？地球又会怎样呢？

第八章面向未来

我们努力飞向太空，却因此对地球有了新的认识。我们在太空透过摄像机镜头看到了整个星球——漂浮在一望无际的空灵与黑暗之上，就像一个五彩的东方灯笼。不过是一盏灯笼！地球母亲再不会回到从前的模样。我们这些有思考能力的人再不会将这小小的星球看作是人类可以挥霍无度、恣意享用资源、只要索取便能永远得到慷慨回馈的所在，虽然它是那么丰盈和美丽……地球虽有几分韧性，但却是有限的，是我们这一物种实现永续生存的全部家当。

——美国地质学家普雷斯通·克劳德（Preston Cloud）：《宇宙、地球与人类：宇宙简史》（Cosmos, Earth, and Man: A Short History of the Universe，1978，p. 285）

引言

学习从万物之初至今的大历史，难免让人联想未来会是什么样子。事实上，许多大历史学家至少部分是因为他们对未来的不稳定充满担心，所以才转而书写更长时段的历史的，比如普雷斯顿·克罗德（1978）、埃里克·蔡森（1987）、于贝尔·雷弗（1986 &1991）、大卫·克里斯蒂安（2004）、辛西娅·布朗（2007）等都莫不如此。大历史可谓当前未来研究热潮的一部分，甚至美国前副总统艾尔·戈尔（Al Gore）也曾撰写了一部名为《未来》（ The Future,2013）的精彩著作，或为一显例。

笔者在此不可能对上述所有研究都加以讨论或对所有可能的前景做出总结，包括目前在全世界范围内正发生的日益加剧的对自然资源的争夺，并由此导致了社会形势趋于紧张。此外，无论从短期还是从长期看，我们均可以期待未来会出现更多的技术变革，从信息技术到基因改造再到纳米技术。所有这些发展都有可能造成重大的社会变革（反之亦然）。正如伴随工业的崛起在工业化国家之间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一样，当前的信息化浪潮也刺激了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全球范围的竞争。不过，与先前的战争相比，通过互联网收集信息的努力迄今倒没有造成多少伤亡。但事情总可能会发生改变，因为现在越来越多的国家和集团都在准备发动进攻或积极防御。这种战争一旦爆发就更具威胁性，因为电子网络遭到严重干扰会给人类带来重大灾难，因为人类对电子网络已变得高度依赖。

与此同时，计算机变得愈发强大，大有取代人类大脑之势，而这会导致社会中大批劣势人群失去工作和收入，也就从此得不到能流维持其自身的复杂性。目前，许多国家内部都出现收入分配日益不平等的现象，正是上述趋势的一个表征，而在国际间，却因为有了全球计算机网络，使得经济上优势不多的国家也可与富国在全球范围竞争成功。美国发明家雷·库兹韦尔（Ray Kurzweil，1948— ）在其《奇点临近——当计算机智能超越人类》（ The Singularity In Near: When Humans Transcend Biology,2005）一书中称，计算机很快会变得异常强大并战胜人脑，而由此会导致各式各样的社会与技术变革。正是基于这些观念，俄罗斯巨富企业家德米特里·伊茨科夫（Dmitry Itskov，1981— ）目前正资助一项很特别的研究，目的是截至2045年，能够把他的整个大脑运行机制全部上传至电子计算机，这样，只要确保计算机的电源不断，他就可以在硅片上实现永垂不朽。

目前正在进行中的植物基因改造已导致少数全球企业试图垄断种子生产。新作物不仅产量高，而且对农作物害虫和抑制对手生长的除草剂有更强的抵抗力，至少在短期内能够做到这一点。然而，这类作物和除草剂可能对人的健康有长期的不良影响，只是究竟有什么不良影响现在还难以确认。纳米技术是另一个迅速发展的技术领域，而这种技术也可能会干扰大自然本来的运行方式，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的。当然，这些只是大家所熟知的少数几个例子，由此不难预见未来可能的发展方向。

不过，笔者在本章不打算讨论类似上述具体的发展势态，而把重点放在人类史与宇宙万物共同发展的主题上，此景既明，自然为人们瞻望未来的发展提供一个有益的框架。如果说在整个大历史的进程中，复杂性的兴起与消亡只是由于能在适宜的金凤花条件下流过物质，我们则有理由认为，这一原理将同样适用于有关未来发展的任何预测。因此，笔者对未来全部预测均是基于这一原理。

不过，在踏上预测之旅之前，我们有必要了解一下预测未来必须清楚的几个问题。首先，我们手里并没有未来的数据。因此，从经验科学的观点看，我们不可能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但同时，人类的一切努力都必然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因为我们的行为要受期待中未来结果的指引。所以，尽管未来预测可能不可靠，差不多所有人都关注未来。

因为未来学是一门缺少数据的科学，所以哪怕最准确的科学未来描述也只能是几种相对可信的未来前景。也就是说，要由你自己选择哪种情境最有可能成真。当然，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对全部历史有透彻了解。其实，在历史上，未来从未完全脱离此前发生的事情，所以，今天可见的主要趋势很有可能会延续至将来。比如，我们说明天太阳还会升起，就很有可能是成功的预测。

我们在选择未来可能的情境时，还必须认识到：其实根本不存在完全稳定可靠的趋势。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各种可能的变化。有些变化或多或少是周期性的，因为它们常与宇宙周期有关。昼夜的节奏和季节的变化是这种周期性变化的最常见的例证（尽管周期本身也会有一些变化）。此外，还有各种非周期性的变化。比如当今，对我们而言也许很明智的做法，是为未来化石燃料的枯竭以及由人类行为招致的气候变化效应做好准备。基于这种科学的洞察，我们或许能够为此制定一个大致的时间路线图。

除了已知的各种趋势之外，还有另外一种趋势存在，后者被美国前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Donald Rumsfeld，1932— ）称作“已知的未知”（known unknowns）。例如，后者包括新型传染病突发、地震和火山爆发、剧烈的太阳耀斑、陨石撞击等，甚至还包括附近的超新星爆炸。作为重要能源来源的核聚变开发可能也属于这一范畴。这种发展趋势被称作非线性过程，也就是说在今天看来很小的事件可能会在未来某个时候产生重大影响。我们知道这种事情可能会发生，但却不知其何时发生、怎样发生，以及会产生什么样的效应。

最后，还有一类“未知的未知”（unknown unknowns），即有些事件，就连其是否有可能发生我们也无从知晓，所以一旦发生，对人类而言纯属意料之外。但这类事件在不可知的未来可能对人类产生相当大的影响。工业革命就是此类发展的一个例证。即便在17世纪，也根本不会有人想到——如果真有这样的人的话，在未来的几百年内，人类社会将在化石燃料驱动的机器的帮助下运转。同理，也许哪一天人类会发明某种新式的获取能量的方法，而这种方法对现在的人们来说还完全不知道。因为这种发展是完全不可知的，所以我们对未来的预测不包括这种情况，但我们在对未来进行预测时要记得还有这种可能性。

此外，人类的行为，作为对未来情景的一种反应，也会造成反馈循环，从而改变预期的结果。比如，人类是否有能力建构一种能够把二氧化碳排放限制在某种安全水平的体系呢？在化石燃料耗尽之前，人类是否有能力找到足够的新能源？这种趋势很难预测。还有一种可能性：即目前尚不可预见的人类行动也可能会改变事件的进程，或者由于人类干预而出现某些不可预见的问题。所有这些都使得有关人类未来的预测困难重重，尤其是在细节方面。

在所有关于未来情境的预测中，有一个特别突出的特点，即人类对未来最感兴趣的总是那些他们感到不确定的方面。比如，你预测明天太阳会照样升起，就不会有任何人买你的账，但大多数社会却会雇佣专家预测明天的天气如何，因为这类信息对人类指向未来的行动计划非常重要。虽然经过过去的几十年，天气预报已变得更加精确，但仍有许多领域的未来还不是很确定，比如全球经济的现状究竟如何？于是就出现了各式各样的针对未来的预测。

在人类史的大部时期，甚至在整个人类史上，都会有一些专家声称自己拥有鲜为人知的针对未来的知识，而且愿意以一定的价格分享。比较有名的如古希腊时期的德尔斐（Delphi）神谕。其实，世界各地都有处于不同层面的发表类似神谕的体系存在。时至今日，在全世界所有社会中，都有专家们声称自己拥有有关未来的特殊知识，有的基于科学，有的基于非科学，谁要分享都得付费。

现在，让我们回到有关未来预测的话题。如前所述，大历史本身已经分辨出几种重大的长期趋势。为预测未来的长期趋势，我们先思考一下最长远未来的图景，即整个宇宙的命运问题。

美国天体物理学家弗雷德·亚当斯（Fred Adams，1961— ）和格雷格·劳克林（Greg Laughlin，1967— ）在《宇宙五纪元：隐藏在永恒物理定律之中》（ The Five Ages of the Universe: Inside the Physics of Eternity）一书中对宇宙的未来进行了清晰的瞻望。他们的分析基于如下假定：宇宙在暗能量的作用下将会继续膨胀，且再没有足够的物质引力将宇宙拉回到黑洞状态（big crunch）。此外，他们还假定：从长期看，最基本粒子，即质子、中子和电子，也不会保持稳定，而会衰变为低能量的形式。

因为宇宙还会继续存在很长的时间，所以就需要非常大的数字来描述其前景。为便于计算，亚当斯和劳克林引入了一个“宇宙十年”（cosmological decade）的概念，记作10 x年，其中x表示具体第几个宇宙十年。这是一种指数尺度，就是说数字会迅速变大：下一个宇宙十年是前一个宇宙十年的10倍。所以尽管第一个宇宙十年只不过十年，第二个宇宙十年也只有100年，但到了第11个宇宙十年，就已经长达1,000亿年了，也就是我们现在生活的宇宙十年，即宇宙演化开始后的第138亿年。

根据亚当斯和劳克林的说法，我们现在生活在第二个纪元，他们称之为“繁星期”。这一时期将会持续到第14个宇宙十年，届时恒星将不再具备生成的条件，因为星系中的氢云团将丧失殆尽。因为只有恒星才能驱动我们所熟悉的复杂实体，这就意味着我们所知的生命只是在这一时段才有可能出现。这就引出了一个必然的结论：我们人类的存在与年轻且充满活力的宇宙紧密相关。然而，早在第14个宇宙十年到来之前，也就是从今日始大约50亿年后，我们的太阳将耗尽其燃料并将停止燃烧。这将意味着太阳系中大部分甚至全部的复杂实体都将走向终结。从现在起20亿至50亿年后，我们的星系将与最近的邻居仙女座（Andromeda）星系相遇，而且这两个星系有可能最终合并。

第14个宇宙十年之后，整个宇宙将进入“衰退期”（Degenerate Era），此后是第35个宇宙十年的“黑洞期”（Black Hole Era），最后是第131个宇宙十年的“黑暗期”（Dark Era）。这些命名已经说得非常明白，届时更复杂实体形成的条件将越来越差，因为宇宙行将用尽所有的能量。也就是说，宇宙将经历一个逐步简单化的过程。所以即使宇宙还会继续存在，其生成我们今日所知的复杂实体的条件已经不存在了，因为宇宙的能量最终将完全枯竭。至大约第1,000个宇宙十年，看来好像离我们特别遥远，宇宙中所有的物质也会最终消失，因为所有的基本粒子，包括质子、中子和电子，都会出现衰变。从此以后，整个宇宙中除了低水平能量之外将一无所有，也就是说宇宙复杂性最终会结束。

如果这种宇宙情境的预测是正确的，那么目前宇宙中的复杂性只不过是漫长宇宙史上一个早期、短暂且几乎不可避免的阶段，它始于大爆炸后不久物质和能量的涌现，并将终结于物质的最终衰变（也就是最大程度的无序或熵）。虽然目前复杂性的涌现不过是大量随机效应的结果，但其涌现过程却是高度结构化的。在过去的星系、恒星、行星和小天体形成的138亿年中，物质和能量被锁定在依赖更高复杂性的路径上，这是多种强劲的自然力决定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恒星和行星都将耗尽能量并因此失去自身较高的复杂性，而从更长远看，二者最终将完全消失。显然，物质和能量只有在宇宙还年轻时才能得到充足供应，同时在与多种自然力达成平衡的情况下产生相应的金凤花条件，此时出现更复杂的实体也就无可避免了。

地球与生命的未来

如果太阳系没有被附近的超新星爆发破坏掉，或因为与仙女座星系在未来的20亿到50亿年这段时间里合并而毁灭的话，我们自然可以说生命的未来与太阳的命运紧密相连。太阳的寿命从现在起大约还有50亿年。在这期间，太阳会变得更热、更明亮，这样地球的表面大约在30亿年后就会被完全蒸发掉。而在此之前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由于太阳辐射的增加，地球上的生命早已不在。在太阳寿命的最后阶段，整个星体会急剧膨胀，其边界甚至会到达当前水星的轨道附近，此时强烈的辐射可能会把整个地球表面融化。那时的生命体将完全无法在地球上生存，但可能会继续在环绕其他行星的卫星上存在。

这就是说，地球上的生命可能还有不到20亿年的光阴，即寒武纪生命大爆发至今约四倍的时间。在此期间，外来的太阳能将持续增加，而来自地球内部的核能会持续减少，从而造成板块构造过程不可避免地减缓。由于板块构造是地球系统循环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所以一旦在某个时间点停了下来，那么生命体制造出的垃圾会出现大量堆积，甚至到目前无法想象的程度，其后果自然也无法预料。但我们现在还不清楚板块构造过程会在什么时候停顿。

因为物质和能量在未来的数百万年还将大量存在，所以我们还是有理由假定地球上的生命前景光明，尽管目前人类正制造一场生命的大灭绝事件。不过从长远看，人类继续充当地球的管家可能不会超过几百万年的时间，甚至比这还要短得多，因为那时整个人类物种已经灭绝了。类似人类这样的复杂物种，其平均寿命大致也就是几百万年。不过也许是出于具备杰出的能力，人类可能活得比这还要更长一些。正如下文要讨论到的，这就需要我们在使用自然资源方面达成更好的生态平衡。但无论如何，从更长远的角度看，人类可能还是会从地球表面消失，在这之后，生物进化可能会造就出无数新的生命形式，其中有些我们甚至还无法想象，而其他众多的生命形式将最终灭绝。

人类的未来

因为我觉得大多数人对我们人类这一物种的未来最感焦虑，所以本章余下的部分专门谈这个问题。人类的命运与尚可利用的物质和能量密切相关，这一点并不奇怪，也不是特别新颖。20世纪70年代，曾有很多人著书立说都强调这一观点。然而，在接下来的数十年里，这一显而易见的认知却先是遭人质疑，然后几乎被人遗忘了。幸运的是，在笔者撰写本书的那几年，人们对能源的研究再度勃兴。究其缘由，这很有可能是——至少是部分地——由于2008年能源价格的急剧上涨，以及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我们将很快耗尽不可再生能源。2009年春季，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特别策划了一期专刊，主题就是“明日能源”（Energy for Tomorrow），而此前一年，英国科学家大卫·马凯（David MacKay）发表了专著《可持续能源：事实与真相》（ Sustainable Energy-without the Hot Air），可谓能源研究再度兴起的例证。因此，下述许多有关人类未来的建议很快就会成为人人皆知的常识。

我们先回顾一下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达成的有关能源的一些见解。这些见解均可谓从“地球升起”视角审视人类及所谓（第一次）能源危机的直接结果，之所以出现能源危机是因为1973年赎罪日战争（或斋月战争）结束后，阿拉伯国家拒绝向北大西洋诸国提供足够的石油，因为后者在战争中支持以色列。那时，许多人开始意识到，人类将很快用尽储存在生物分子中非常有限的太阳能。 例如，1971年，美国能源专家M.金·休伯特（M. King Hubbert，1903—1989）因其石油峰值理论而声名鹊起，他对当时的能源状况总结如下：

生活在当今时代的人们已经习惯了化石能源消费的稳步大幅增长，所以他们很难认识到这一问题，即从更为长远的人类史视角视之，化石燃料时代会是多么的倏忽短暂。要更好地认识这一问题，至少要具备1万年的视野，一半用来审视过去，另一半用来展望未来。在这样的时间尺度上，全世界范围的化石能源使用就呈现出一个完整的周期，前后大约持续1,300年，而这一周期最主要的阶段（即除去最初10%和最终10%的石油开采和消费）才不过300年左右的时间。

同年，美国科学家霍华德·T.奥德姆（Howard T. Odum，1924—2002）也发表了自己的观点，特别强调能源对生成复杂实体的重要性：

大多数人认为，人类发展到现代工业时代，是因为人的知识与创造力无限。其实这是非常危险的部分真理。所有的进步实际上都要归功于人类获得的特殊能源补贴，没有了能源补贴，所谓进步就会烟消云散。知识与创造力是在有了能源补贴之后辅助消费的手段，甚至知识的开发和保有也取决于是否有能源供应。

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人们就清楚地认识到，将来一旦出现化石能源匮乏，就会造成很大的问题，加之，人类还可能在制造更多污染的同时消耗尽其他稀缺资源。换言之，问题在于我们是否还有足够的物质和能量来制造我们想要的复杂实体而不至被淹没在同时产出的熵之中。

据我所知，第一部试图在全球尺度上模拟人类能源现状的专著是1972年出版的《增长的极限：罗马俱乐部有关人类困境的报告》一书，这本书甚至到现在还是同类中最好的。从事该项研究的由美国系统管理学家丹尼斯·梅多斯（Dennis Meadows，1942— ）牵头的一个跨学科的研究团队，全面的研究在麻省理工学院展开，该书系此项研究的最终成果。这本书非常有影响，实际上为公众讨论定下了基调。梅多斯团队创建了最早的——如果称不上是第一个的话——基于地球系统的计算机模型之一，其中物质、能量和熵扮演着重要角色。

该模型有五个主要的变量：人口、资源（包括能量）、人均粮食生产、人均工业生产和污染。这些变量与可信的反馈循环联系在一起。根据所谓标准模式的预测，虽然关键资源一直在减少，但在2020年前后，粮食及工业产品产量都将达到峰值，而后将趋于下降，后者是由自然资源的枯竭及日益严重的污染联合导致的。工业生产放缓会导致污染的减少。世界人口至2070年将达到峰值，而后由于缺乏多种资源发生崩溃。

在人们动辄标榜“进步”的时代，上述当然不是一个令人愉快的信息。于是研究人员又添加了另外一些假设，如1975年世界人口会趋于稳定，或假设资源无限，随后输入计算机模型。在无论是哪一种情况，最后结果都是崩溃。最后，研究人员又去寻求其他方法来解决稳定世界体系的问题，可结果大多还是负面的。通过研究发现，研究人员提出了一系列尖锐的结论和建议，以帮助建设一个更可持续的世界。研究人员非常谨慎地陈述自己的结论，因为他们非常清楚，现实世界比模型要复杂得多，甚至有许多方面根本无法精确测量，更无法用数字表达。

颇有意思的是，麻省理工学院研究人员选择的变量几乎与本书所倡导的理论方法完全一致。我很好奇：为什么把这些原则应用到历史研究上竟花了那么长的时间？这可能源于以下事实：即使在今天，也很少有社会科学家和历史学家愿意系统地思考这些问题，因为他们觉得自己的研究领域关乎更高端的文化问题，而不屑于这种世俗的考虑。不过，未来的发展会证明他们想错了。

但无论如何，《增长的极限》刺激了大量相关研究，并造成一个新兴的学科领域，名为“环境研究”（environmental studies）。不用说，由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CED）推出的《我们共同的未来》（1987）报告是日益增长的环境意识的一个直接结果。 这份报告又称布伦特兰报告（Brundtland report），以该委员会主席的名字命名，其中提出了著名的“可持续发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的定义，即“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这一定义有些含糊不清的地方，因为谁都不能确切说出后代人要得到什么才能满足自己的需求。不过，如果后代人需要的正是我们当今所熟悉的资源的话，那么这一界定实际上对人类提出了重大挑战。

有趣的是，美国宇航局（NASA）曾深受上述发展的影响。比如，1975年，美国宇航局局长的詹姆斯·弗莱彻（James Fletcher，1919—1991）在官方出版的阿波罗登月计划总结报告的序言中曾这样写道：

节约使用地球有限的资源，开发地球的能源供应，养活地球上的数十亿人，保护好环境，控制好人类手里的武器，这些都是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如果人类能带着阿波罗号成功的热情、动力和献身精神去面对上述问题，那可能是阿波罗号最无价的遗产了。

我们还是回到《增长的极限》一书。虽然该书在出版后的几年里遭到多次多角度的批判，但其主旨却仍然是正确的，尽管从短期的视角看，其中有关人类将耗尽稀缺资源的建议时间跨度可能有些悲观。根据澳大利亚科学家格雷厄姆·特纳（Graham Turner）2008年发表的一项研究，过去30年的实际发展与《增长的极限》中的标准模型预测颇为契合。 这倒不是说《增长的极限》中的后续预测也将一一变成现实。但鉴于其当时相当粗糙的计算机模型成功预测了过去30年的发展，慎重对待报告中预测的长期发展趋势看来是明智的。

尚可利用的物质和能源

从热力学的观点看，稀缺资源之所以稀缺，是因为地球上只有很少一些地方有相对集中的矿藏，所以对人类而言可称之为有用。但在其他许多地方，这种资源的存在既稀且少。假如我们有无限量的廉价能源，我们当然就能够充分集中上述稀缺资源。在这种情况下，只要我们能够摆脱上述努力产生的熵，就没有什么资源是真正稀缺的。这就是说，能源和其他资源的供应是紧密相连的。比如，假如我们有能力以低廉的投入提纯海水并将其输送到如何需要水的地方，那么淡水在如何地方就都算不上是一种稀缺资源。

地球上生活的人越多，就需要更多的资源。从这个角度看，最重要的是要控制人口数量。如果世界人口增长失控，我们就不可能在不经历深度社会经济创伤的情况下过渡到生态平衡的生活方式。人口增长超过自然资源供给是人类面临的一个主要威胁，事实上，早在1798年，英国学者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1766—1834）在《人口学原理》（ An 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一书中就曾指出这一问题。幸运的是，全球人口增长似乎很自然地趋于平缓，至2050年达到100亿至120亿人的顶峰，然后开始下降。这一趋势似乎与日益增长的城市化有关。在城市里，抚养子女的花费很高，因为子女们在经济上长期没有贡献。大多数甚至所有城市出现增长，通常都是由农村人口迁移而来，农村的孩子们很早就为经济做出了贡献。此外，城市常常是疾病丛生的地方，这一点也抑制了城市人口的增长。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城市妇女加入公共就业，也有助于实现人口平稳发展的趋势；普遍养老金制度的引入使父母不再直接依赖子女（可以多种方式）养老，这一点也减少了生育的必要。.

因此，这里最关键的问题似乎是：在不远的将来，我们究竟还有多少能量可用于构建足够数量的复杂性，且同时把熵保持在较低的水平。目前的估计并不令人鼓舞。根据国际能源机构（IEA）公布的数据，以及记者大卫·斯特拉恩（David Strahan）2008年在英国《新科学家》杂志发表的开创性论文，现已探明的能源储量可能正如表8.1所示。

表8.1不可再生能源可持续时间的估算

估计铀只能持续“几十年”基于如下假设，即一旦其他燃料储备开始枯竭，铀的消费量将大幅增加。但在2011年福岛核泄漏事件之后，上述假设可能就不成立了，因为此次核污染的影响至今还不是很清楚，但肯定是相当大的。另外，钍（thorium）作为核燃料，也可提供大约一个世纪的核能源。埋藏在极寒海底地层深处的甲烷气水包合物（methane clathrates，也称“可燃冰”）可能储备非常大，差不多相当于其他所有化石燃料加起来的总和。但要提取却可能存在一些问题，因为甲烷是一种非常强大的温室气体；而要利用这种能源，可能也很难确保大量甲烷气体不会流入大气层，以致加剧全球变暖。

当然，所有这些数字都还只是粗略的估算，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关键变量，如人口增长、全世界范围内资源使用的情况及意外的发现。然而，即使上述估量值再往上翻一番，我们仍有理由对此表示严重关切。显然，正如许多人现在已经意识到的，人类对化石燃料的依赖不会持续太久。事实上，很可能最后一盘游戏已经开始了。如果科学家们能够建造出可行的核聚变反应堆或找到其他类似的能源，这当然会大大缓解我们未来的能源需求。但现在，这一前景并不乐观。有鉴于此，人类已别无选择，只能回到以可再生能源为基础的生活方式。换言之，以生物分子储存太阳能的方式馈赠给人类的巨额能源补贴将很快崩溃，这将导致社会与技术复杂性的深刻变化，虽然目前还难以预测。

因为有了临时性的化石太阳能补贴，于是就引发了工业革命，许多技术被开发出来，也使得收获可再生能源变得更轻松一些，借此助力，我们就可以返回到由太阳能直接驱动的生活方式，再辅以（少部分）地热能、潮汐能，后者是太阳——地球——月球三足体系中的引力造就的。

约瑟夫·坦特等认为，所有可再生能源都不如化石燃料更集中，这就意味着人类将不得不付出更多的努力来收获可再生能源。与化石燃料相比，目前通过可再生能源生产各种新型复杂实体的成本通常不超过其收益，至少在短期内是这样。因此，只要化石燃料还能负担得起，我们就很难实现向可再生能源的过渡，因为目前的经济体制更看重是否有竞争力。

目前，我们有三种主要的可供利用的可再生能源，即太阳能、地热能和潮汐能，不过后两者的产量要少得多。因为抵达地球的太阳能要比地热能高许多倍，所以太阳能（其中包括风能和水能，因为二者均是太阳能作用的结果）显然是我们最主要的选项。当然，地热能和潮汐能在有条件的地区可能也是非常有用的能源。

鉴于这种情况，比较明智的选择自然是不同能源组合的战略。首先，要尽量争取在当地或本区域内获得能源，而且最好尽可能地接近能源使用地。这样就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运输损失和费用，从而最大限度地利用可用能源。但这可能还不够。众所周知，可再生能源的波动性很大，因为它依赖于可变的资源，如太阳辐射、风和水。此外，在许多地方，尤其是城市，其能源使用量往往是当地能源收获量的许多倍。因此，要想保护城市的复杂性，往往要借助来自其他地方的能源加以补充。

与石油和煤炭储量相比，太阳能的特点是它不是很集中。因此，目前获取太阳能的投资回报率大大低于化石燃料。所以，目前比较明智的选择是在能量梯阶最大的地方开发太阳能，即阳光充足，很少或没有植被，换言之，就是沙漠地区。2007年，发表在《新科学家》杂志上的一篇文章指出，只要在得克萨斯州或新墨西哥州大约1万平方公里的地面上装配适当的光伏电池（photovoltaic cells），就可以解决整个美国的电力需求；而若能在撒哈拉沙漠30万平方公里的地面装配太阳能电池，就足以解决全世界的能源需求，据估计目前这个总需求量为15太瓦（terawatt）。如果上述这些数字准确无误，那我们确实有可能通过捕捉太阳能来保持人类社会的复杂性，特别是因为地球上还有其他很多地方都可以捕捉太阳能并将其转换成电能。

在过去的几年里，虽有跌宕起伏，但的确可见世人朝这一方向迈出了脚步，从梵蒂冈屋顶安装的太阳能电池板到电动汽车充电站的出现，皆是这一认知的驱动。在日本和德国，都有大型公司雄心勃勃地在计划着如何把撒哈拉沙漠变成巨大的太阳能发电厂，虽然出于政治原因目前还很难实现。当下，人们热衷讨论的跨国社会问题是，究竟由谁来控制在世界上最大的沙漠中发电和输电，而这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该项目的实施。此外，阿拉伯的石油产出国也正在考虑如何充分利用该地自然优势的一部分：充足的阳光。诸如此类的项目只要在某个民族国家的辖区内，就相对更容易执行。与此同时，制造太阳能电池板的成本大幅下降，而发电用的大型风车越来越多地点缀着各地的自然景观，尤其是在德国。所有这些都预示着下一次能源大变革的开始：人类正朝向利用可再生能源迈进。

上述大变革果欲成真，就产生了一系列可以预见到的实际问题。首先，太阳能发电厂及所有必要的基础设施都必须加速建设，而且是以尽可能低的成本投入，这是要趁着我们还有部分化石能源可用，等到必须依赖可再生能源再去建设要昂贵得多。此外，这些巨大的太阳能收集公园必须要加以维护。比如，沙漠中常出现沙尘暴，而建设电厂就必须清除沙尘。好在这些地方往往人口稀少，而且土地的主人通常是穷人。对这些地方经济价值的重新评估可能使这些人一下子变成新的太阳能暴发户（solar sheiks）；与石油财富有所不同的是，前者只是暂时的，而太阳能却是更可持续的财富。我们不知道这些得天独厚的主人们会向沙漠太阳能电厂的投资人索要多高的价格，也不知道他们拿着从中赚取的源源不断的资金会做些什么。其他社会愿意支付这样的价钱吗？或者，会不会因此导致新的战争，甚至造成新式的殖民地呢？

除了社会问题以外，还有许多技术问题亟待解决。太阳能发电受入射辐射的影响会发生变化，而各地对能源的社会需求也会有所不同，这两个变化的体系自然要借助某种能量缓冲体系加以协调平衡。当然，协调平衡可能有多种形式，比如从水中置换出氧和氢，然后置入燃料电池再生成水，同时释放出能量。另一种选择是建造人工湖，把多余的能量用来抽水以提升水位，这样在需要的时候就可以通过水轮机再次释放出能量。目前所有使用化石燃料的发动机和机器都必须转换成使用电能。换言之，我们必须设计、生产出许多新的人工复杂实体。所以说，工程师这一行业的前景颇为看好。

储存在海洋中的能量也提供了一些有趣的选项。其中不仅包括潮汐能，还有——甚至可能更重要的——热带与亚热带水温势差能，即通过这里表层海水与深层海水温度上的差异获取太阳能。这种方法可能会提供“无限的能量”（limitless energy）。虽然这听起来有点过于乐观，但已有大企业正在慎重研究具体的操作过程，一旦成功，就不失为一个好的选项。而且这种获取可再生能源的选项有一个好处，即其波动相对不大。

面对化石能源可能出现的稀缺，航空业遇到的问题最大，因为飞机的金凤花条件是必需轻质燃料油，能量要大，又不能太难处理。喷气燃料非常适合，但氢或电就不行。目前，正有人计划利用温暖的海洋蓝藻制造喷气燃料，比如夏威夷附近的海洋蓝藻，但鉴于喷气燃料的用量很大，我们似乎有理由认为：燃料的短缺可能会导致飞机航班的急剧减少。

总的来说，需要的能源越昂贵、消耗量愈多，就意味着制造或维持这种形式复杂实体的作为不可避免地会减少，首先是食品及其他消费品工业的生产，还有多种形式的运输，尤其是飞机、汽车、火车和轮船。如果这一判断不谬的话，那么富裕国家的人们将不得不削减自己的物质需求，旅行的路线也不得不缩短。较不富裕的国家也是一样。鉴于目前全球电子网络还不是那么昂贵，因此其缩减的幅度可能会小一些。

关键资源的枯竭与熵增

除了朝可再生能源体系转变并稳定全球人口之外，人类可能很快还会面临其他许多众所周知的问题，这些问题可归结为一点，即关键资源的枯竭与熵增。其中包括：用以生产和维持太阳能电池板等的稀缺资源枯竭；淡水供应不足；水土流失及农业生产所必需的磷酸盐可能出现枯竭等。

虽然水土流失和淡水资源日益减少被公认为是严重问题，但对磷酸盐储备可能出现枯竭却并不以为然。然而，后者的问题可能更为严重，因为目前已知的磷酸盐供应最多只能维持100年。虽然不少国家都有一定量的磷酸盐储量，但摩洛哥与西撒哈拉就占到世界已知磷酸盐储量的一半左右。这些沉积物被发现使得现代农业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生产水平。因为磷是维持脱氧核糖核酸与核糖核酸主链必不可少的化学元素，而且在几乎所有涉及能量转移的生化反应中都起着关键的不可替代的作用。目前，无机磷酸盐被大量当作肥料使用后，其中的大部分以极稀薄的形式流入大海，而到了海水中就再难收集以再次使用。我们深知这种工业化农业的生产模式迟早会崩溃，随之而来的是这一极其重要的获取太阳能方式黯然衰落；假如我们想避免这一崩溃的厄运，那么就必须找到新的方法以确保把磷酸盐的流失降到最低。

目前，大量使用化石燃料导致大气及海洋中温室气体的增加，这会进而导致温室效应的增强、气候变化和海平面上升。虽然诸如加拿大和俄罗斯联邦等国实际上会从较温暖的气候中获益——因为气候温暖会使当地农业产量提高，但其他地区，特别是濒临海洋、时刻遭洪水威胁的低洼地区，却会因之受害。目前，有许多人生活在这种低洼地区，一旦海平面大幅上升，他们就不得不迁往内陆。这一状况也会导致能够提供相关解决方案的业界出现增长，比如堤防建设、冷却设备等。海洋中二氧化碳的增加如果不加控制，就会使海水变得更具酸性，从而导致大规模、难以预测的生态变化。

众所周知，我们正面临由人的行为导致的生物多样性大规模丧失的威胁，这一事件通常被称为寒武纪以来的第六次生物大灭绝。只要人类将继续从有限的行星表面索取更多的能量和资源，这种趋势还将继续下去，对后来人造成极大危害。此外，在商业农业的运作中，我们越来越依赖数量有限的少数动植物，而这些动植物很容易被新的害虫消灭掉，从而给人类社会造成巨大危害甚至破坏。就像传统农民所做的那样，使作物多样化应是更明智的选择，这样做虽可能产量较低，但能更有效地防御灾害的发生。如果我们好好研究传统农业的做法，可能会从中学到很多东西。

除了上述众多问题之外，我们还面临熵增的问题，这主要是由于我们在地表倾倒各种物质废料引起的。除了地表垃圾不断增加，所谓熵增还包括散布在陆地上、海洋中、大气层中，甚至在地球轨道上的各种各样的垃圾，以及大量的化学物质，这些化学物质究竟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现在还不得而知，但可能对人类、动物和植物健康都有危害。此外还包括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的升高，而这正是人类引发气候变化的根由。

根据热力学第二定律，通过回收减少物质熵会引入一种新的复杂性，所以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更多的熵。这是人类无法逃脱的一个根本性难题。因为地球上收容物质熵的空间有限，而宇宙中的熵垃圾桶几乎是无限的，所以，如果我们想有效解决这一问题，就应该制定如下黄金法则（Golden Rule）：确保在生产人为复杂实体——包括建立回收回收体系——之时，把物质熵的生产最小化，而把红色光子的生产最大化，因为后者可辐射到宇宙中。有关这一主题最现实的例证就是尽可能地步行或骑自行车，而不使用机动交通工具。

上述所有问题都是相互关联的，因为问题都源于人类为自身生产大量复杂实体的作为，而这往往是以牺牲其他生物物种的物质和能量为代价的。虽然从短期看貌似成绩斐然，但却没有想到其长期后果是破坏了多种人工复杂实体的可持续生产。面对所有这些问题，现有的能源至关重要。能否充分利用好现有的也是唯一的能源，将决定人类是否能够造就足够的人工复杂实体，以创造出人类在地球上持续生存的金凤花条件。

我们很想知道通往可再生能源体系的道路会是什么样子。假如人类还想在这个星球上生存下去，这一转变必然要发生；人类可能会因此经历一个相当痛苦的瓶颈期，这一点有许多观察家都已经指出过了。虽然转变的细节很难预测，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同过去一样，凡预期中人类获取和使用能量的方式发生深刻变化，无论是出于建设性还是出于破坏性的目的，都将导致人类食物金字塔及一般生物食物金字塔在形式和格局上发生同样深刻的变化。

我们和自己的子孙后代有责任做出决定：人类究竟要长久地在小康（reasonable prosperity）中生存下去，还是在肆无忌惮中自我毁灭？埃里克·蔡森曾提出，我们人类可能只是宇宙演化过程中的一段插曲，其间有多个技术社会在倏忽间兴起而后湮灭，而只有极少数非常成功的社会能够存留更长一段时间。成功度过这一可以预见的瓶颈期将需要前所未有的全球合作，只有足够多的人都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和必要性，而后感到有责任和义务使这一过渡尽可能地平稳实现，我们才能真正做到这一点。

1991年，于贝尔·雷弗在《欢乐时光：宇宙演化、秩序与复杂性》一书中曾有如下的断言：“人类智能重写了本能行为的放任，而且使自然系统的制衡从此失效，虽然后者曾护卫多种生物存在了数百万年”（第158页）。雷弗的意思是说，人类神经系统的发展导致了当前人类在地球上占据主导地位，但现在却可能因为未能充分体会地球本身的限制和机遇而危及自己的生存。为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人类必须学会利用全球大脑（global brain）以实现全球合作。无疑，竞争还会以多种形式继续存在，但仅靠竞争不足以解决即将出现的问题，原因很简单：人类共享着一个资源有限的星球。

人类会迁徙到其他行星吗？

笔者的观点与颇为乐观的预测者不同，我觉得大多数人，如果不是全部人类的话，还将继续在地球上求得生存，因为人类似乎还不大可能到太阳系之外进行长距离的太空旅行。首先，距离太远了。相比早期探险家的历险，出征太空的人不可能在路途中找到可以补充自我的给养。即便是离我们最近的恒星，比如比邻星（Proxima Centauri），离我们差不多也有4光年之遥。假如——其实是颇为大言不惭的假设——我们无畏的太空旅行者以1%的光速（这已经是目前人类所能达到的极限速度的数千倍）持续地飞行，要到达比邻星及其伴星（比邻星是一对双星）将需要400年以上的时间。可如果这对双星不具备人类生存的金凤花条件又该如何呢？再假定我们的太空旅行者仍有足够的资源，并允许他们做出决定，他们又该飞向何方呢？

除了上述为抵达目的地所需的能量，太空旅行者还必须具备维持自身复杂性及养育后代所必需的物质、能量和适宜的金凤花条件，这样的投入足以令人望而却步，更何况我们勇敢的宇航员会发现一路上很少或根本没有补充给养的资源。而一旦宇宙旅行者离开内太阳系，他们将不再有能源来驱动自身的复杂性，因为离太阳越远，光线也越弱，根本不足以提供足够的能量。然而，太空旅行者还需要食物、衣物和医疗保健，还要有垃圾处理体系（包括处理死去的太空旅行者）。为最大限度地减轻重量，人们自然会特别重视废物的回收利用，但这样做又将耗费更多能源。因此，这样一艘太空船看起来应该更像一个小型地球，但区别在于：它既没有太阳能又缺少地热能来驱动。

此外，根据美国宇航局约翰逊航天中心弗朗西斯·西诺塔（Francis Cucinotta）2009年的说法，宇宙辐射对人体会造成伤害，因此，哪怕是在离我们最近的太空邻里间穿行也是非常危险的。这包括较长的登月任务，以及最短的火星之旅，后者往返大约需要18个月的时间。“目前，”西诺塔说，“我们还没有任何能确保宇航员安全的登陆火星的设计方案。”“在飞船四周都装上辐射屏蔽的话就太重了，根本发射不起来，所以必须找到更轻、质量更高的辐射屏蔽材料。我们可能还须考虑采用医疗手段，以对抗宇宙射线对细胞的损伤。” 如果宇航员做如此短途且离地球家园甚近的太空旅行都会受到宇宙辐射的伤害，我们可想而知做长途太空旅行该有多么困难，如果不是完全不可能的话，哪怕是上述的其他要求都可以满足。总而言之，在我个人看来，即使我们这一物种中有个别成员愿意承担上述风险，但毕竟这一举动耗资太大了，所以我们大多数人以及我们的后代子孙必然还会留在我们的地球家园。换言之，目前人类还不具备长距离太空旅行的金凤花条件。

结束语

人类未来最根本的问题，在我和许多人看来都是一样，就是地球上的居民是否能够遵循理性、和谐相处、团结协作，以共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未来目标，还是任凭穷富之间的巨大分裂以及社会内部、社会之间权力分配不均的状况继续下去，直到上述目标被私心杂念和众说纷纭彻底粉碎。在可再生能源体系中，可用资源要比当今富裕社会的资源更为有限，所以我们面对的主要问题是：是否所有的人都情愿过上一种合理有节制的生活。此外，人类肯定会在所有可能的地面寻求能量和粮食生产，只是到那时，我们是否还有供野生物种繁衍生息的空间呢？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前面第五章提到过的一个观念，即人类可能在遗传基因上就有这么一种倾向，即总要求得比自身生存繁衍所需稍多一点儿的物质和能量。果然如此的话，那人类会不会有总是试图跨越地球生存金凤花条件边界的基因本能呢？如果是这样，那我们是否有能力用文化来驯服这种生物本能呢？究竟什么样的社会环境会支撑理性、节制、和谐、可持续发展的行为呢？此外，我们还不清楚可持续发展究竟意味着什么，因为所谓可持续存在取决于人们究竟想要保留些什么。目前，人们对此并未达成共识，所以对于子孙后代究竟想保留些什么，我们就更不清楚了。然而，如果人类要安逸舒适地在地球上生存下去，我们及我们的子孙后代就不得不直面这一最根本性的问题。

在生物学上，非随机消除只在一代人身上发生作用。只要某一物种成功繁衍，该物种就可以说未被非随机消除。时至今日，对生活在地球上的大多数人而言，成功繁衍基本已得到保障，虽然其子女面前的境遇千差万别。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必须为一代人以上的未来境遇做好充分准备，而且这种准备工作已变得异常紧迫。生活在当今时代的人都习惯了短期思维、收获短期回报，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上均如是。那么，我们是否能在这样的情况下在足够大的人群中播撒长时段的文化愿景呢？换言之，我们能够借助文化来驯服我们的生物本能和社会制度安排吗？

本书提出的理论框架有一个非常直接的目标，即有助于实现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融合，从而使人们看清人类在大自然中的地位，并形成一种统一的认识和观点。1959年，查尔斯·珀西·斯诺（Charles Percy Snow，1905—1980）在剑桥大学著名的瑞德演讲中曾提醒世人，他们所处的时代已经出现了所谓“两种文化”，即科学与人文的分离。同年，他还出版了一本名为《两种文化与科学变革》（ The Two Cultures and the Scientific Revdutio）的著作，更详尽地阐述自己的观点。在该书的第16页，斯诺这样写道：

有好几次我出席聚会，前来聚会的人——按照传统文化标准——都是受过非常良好的教育的，他们常津津有味地谈论起自然科学家，说后者难以置信地无知。有那么一两次，我实在被激怒了，就当面诘问他们：你们当中有谁能说说热力学第二定律是怎么回事儿？对方的反应很冷淡，说不知道。不过，我也曾问过科学家类似的问题：你曾读过莎士比亚的作品吗？

从前文我们已经看到，热力学第二定律对本书的理论方法可谓至关重要。笔者认为，这一定律同样适用于人类史和自然史，而本书尝试以此为线索和基垫弥合上述两种文化间的鸿沟。

无论如何，希望本书业已澄清如下论点，即能在一定的金凤花条件下流过物质是多层次各种复杂实体兴衰成败的基本原理，这一思路不但简单明了地概括了整个大历史观，还有助于澄清人类在不远的将来必须面对的重大问题。

译后记

对笔者而言，翻译此书是一段“巅峰”经历（peak experience）：2017年暑假，前后历时两个多月，笔者全身心地投入翻译，竟然在假期完成了这部336页的专著的翻译！或曰：用两个月的时间穿越了从宇宙“大爆炸”到无限未来的“大历史”之旅！其间，笔者与原作者弗雷德·斯皮尔教授（虽然他的正式头衔是Senior Lecturer in Big History，却是我心目中极为敬重的学识渊博、志向高远的“教授”，况且这一头衔几乎是全球各高校中绝无仅有的）数度交流，更正了原著中不少印刷或拼写错误，更就其中的重大问题多次讨论。这是学术翻译的理想状态：作者与译者反复交流，凡不清楚、不理解的问题均可敞开心扉、轻松交谈，直至充分可靠地表达作者想要中文读者理解的大历史全貌与细节。

因“大历史”横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及人文雅艺（美国已故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称大历史将“自然史与人类史综合成了一篇宏伟壮丽而又通俗易懂的叙述”），笔者特邀请清华大学特聘教授、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前所长刘钝先生及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张旭鹏研究员从前后两个角度对全书进行了详细的审阅，并指正了其中的不妥之处。笔者何等的感激！

早在2011年，笔者便已结识斯皮尔教授（有关简介，可参阅孙岳：《大历史与小大历史》，《世界历史评论》2017年第2卷第2期，2017年12月第一版，第122—125页），此后一直不断联系交往，2014年更有幸亲赴阿姆斯特丹大学聆听斯皮尔教授讲授大历史课，还在他家里住宿六个晚上，为教授及其子路易（Louis）做中国“馅饼”。其实，斯皮尔教授的住所非常简朴（装饰简单，房间不大，而且是租的），可令我感奋的是，就是在这样的简朴之中，斯皮尔教授却在一直在思考着在宇宙演化大框架下人类生存、人类道德及人类发展的大问题。斯皮尔教授勇于创新、维务根本、思路清晰、表达准确。这恐怕是一位知识分子所能企及的最高境界吧。至于斯皮尔教授的大历史思想，笔者拟另行撰文，此处不赘。

愿读者在大历史的徜徉中对斯皮尔这部专著有更多清晰的领悟。诚如书名中明确指出的，此书关乎“人类的未来”。

孙岳2018年5月23日于北京